第三，學校種類和學科門類擴大。同兩漢相比，魏晉南北朝官學的學校種類有所擴大，學科內容也更加豐富；這一點，與魏晉南北朝豐富活躍的社會文化現狀有直接的關聯。
就學校種類而言，由於突破了秦漢以來單一的太學模式，魏晉南北諸朝官學類型不斷分化擴大。其數量也因勢消長，決非兩漢之常規所能囿限。這一情況同當時學術文化的活躍狀態、不同社會階層對文化教育的多方麵需求，有直接的關係；同時，胡漢文化的融合、帝王的雅好、國家政策的調整及和平環境的產生，均成為推動官學改進的力量。兩漢宮學除太學之外，惟有鴻都門學與四姓小侯學，而魏晉除太學之外，又設國子學、崇文觀(魏青龍四年)；西晉國子學的創立，標誌著中央官學雙軌製的形成，而崇文觀則兼教學與研究為一體，擴大了學校的功能。五胡十六國中，後趙於太學之下，又設宣文、宣教、崇儒、崇訓等小學19所，後秦除太學、國子學之外，又設逍遙院，專門從事佛經的研究與教學；同時，還在長安創建律學，召郡縣散吏，教授有關刑獄方麵的專門知識，這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刑律學校。
宋文帝元嘉年間，設置玄學、史學、文學、儒學四館；宋明帝時期又設總明觀以統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劉宋官學類型的分化與擴大，正反映了當時社會文化與政治的現狀；玄學館的設置，反映了玄學、老莊學說與佛教文化的興盛；文學館的設置，則反映了魏晉以降文學藝術的高度發展和對文學藝術研究的高度重視；史學館的設置，則反映了門閥士族集團對於“簿伐”、“譜牒”的高度重視，同時也促進了史學研究的深化與發達。總明觀則兼容儒、道、文、史、陰陽諸單科學校，而成為綜合性的研究學院，從而開創了中國古代綜合大學與研究院合為一體的先例。南朝齊國國祚最短，但也廣開武校，並置學士館，其辦學形式，也有獨到之處。梁武帝在位期間，除於天監四年(505)置五館教授五經之外，又於次年置集雅館，以招遠學；大同七年(541)又建士林館，廣納學人。
北朝官學，多承漢魏遺風，兼采江左風情，而又自成一體。北魏官學除太學、國子學(又稱中書學)之外，又開皇宗學(492)和四門學(495)，皇宗學的建立，把皇室子弟的教育正式納入到官學教育的體係之中，是對先秦以來宮廷保傅教育的重大改革；這一改革的成果，也說明對於皇室子弟進行漢文化教育，是太和改製期間的一項重要的政策措施。四門小學的設置，雖然沒有詳細的史料說明其內容，但確實開創了中國古代四門學的先例，當是一種庶人教育的初級學校。同時，北魏伴隨佛、道勢力的消長，一度設置崇玄署，這雖然不屬學校類型，但也內設仙人博士，專掌道教禮典與研究。此外，北魏還設有太史博士、律博士、禮官博士、太醫博士、太卜、博士、方驛博士，這些博士雖不盡以教學為專職，但多於常職之外，兼負傳授專業知識，培養專業人才的職責，這種現象是中國古代職業技術教育的主要官方形式，被隋唐以降曆朝承襲。北周官學類型也有特色。明帝宇文毓在位時，沒“麟趾學”，集公卿以下文學之才校刊經史，捃采群書，敘綴世譜，頗染江左風範；武帝天和二年(567)又為皇室貴胄子弟設路門學(又稱露門學)和虎門學；值得注意的是：北周官學的設置，帶有明顯的複古傾向，並對魏晉以來的傳統，給予大膽的否定。所以，史稱北周官學“黜晉魏之製度，複姬旦之茂典”。以皇室子弟學校為例，即完全仿照《禮記·內則》建製：虎門學為天子路寢之門學，也即內學；路門學則為燕朝之外的路門之學，相當於西周的門塾之學，也即《內則》所謂的“外傅”之學。這種完全模仿西周舊典的學校建置，也是北周統治者標榜自我承運岐周正朔、服色、強化正統地位的政策內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魏晉南北朝官學種類的分化與學科內容的擴大，具有混合一體的關係，即學校的設置與學科的設置，尚未分解成兩個獨立的，或相互包孕的概念；在這種意義上，一個新學科的建立，就意味著同一專科學校的出現。如：南朝宋的玄學館、儒學館、文學館、史學館，十六國中後秦的律學，便既是學校，又是學科。由此來看，魏晉南北朝同兩漢相比，學科門類增加了律學、史學、文學、玄學、武學、陰陽學和醫學。學校類型和學科門類的擴大，反映了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事業多方麵發展的成就，也體現了當時文化學術的多元性特色，並促進了社會文化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為完備的唐代官學體製和學科文化建設，奠定了曆史基礎。從這種意義看，魏晉南北朝實為中國古代官學的飛躍發展時期。但是，學科文化的擴大，雖使得一些民間自發性的文化，獲得了官方的認可，卻也逐步納入到封建正統文化的範圍之中，使原先相對自然活潑的文化局麵較快地呈現出僵化的趨勢。
第四，辦學形式靈活多樣，不拘常格。魏晉南北朝社會動蕩，文化形式、流派眾多，影響官學興衰的因素既多，官學的文化來源及構成成份，也頗複雜。故宮學往往間於各種社會、文化力量的交錯、衝突或縫隙中，謀求生存與發展，很難循序常規、俯就一格。這使得官學的經營和辦學手段，具有多樣性的特點，為後世官學教育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先例。
在魏晉南北諸朝中，官學經營頗具特色的主要有：後趙、宋、齊、梁和北魏的官學。
後趙石勒有功於教育者，一是擴大了小學的名目，反映其辦學形式的多樣化。二是頒定了郡國立學的詔令。三是采用了分科教學的形式。太興二年，石勒僭稱趙王；僭位之初，既設置經學祭酒、律學祭酒、史學祭酒等職，任命世家大族出身的著名學者傅暢、杜嘏、裴憲、續鹹、庾景、崔溶分掌教職，並特令太子石宏隨杜嘏習經學，隨續鹹習律學，隨任播、劉徵習兵書，隨王陽習擊刺。這種分科設教的形式，突破了漢魏以來官方教學的模式，標誌著分科教學製度的初步形成，也是對官學形式的重大改造。
南朝宋文帝崇尚文治，元嘉興學，設置四學，既不拘常規，因人而立。永初中(420～422)為世子，因聞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長於《禮記》，並以儒學著稱，即征詣京師，館於安樂寺，延人講《禮》；即位後又為其開館於東郭外，招集生徒，並親輿幸館，求問《禮記》三義。餘如召丹陽令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各因所長，並非因事設人。隱士雷次宗，少入廬山，拜名僧慧遠為師，精通“三禮”，“毛詩”及佛理，遂征入京師，為其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並派名儒朱膺之、庾蔚之協助管理學務，且“車駕數幸”、“資給甚厚”。後因雷次宗拒官還山，又征詣京師，專門為他在鍾山西聲下築招隱館，為皇室子弟講授喪服經。雷次宗“不入公門”，又特許其入華林東門至延賢堂授業。這種辦學形式，可謂對教師遷就備至，其間雖有禮賢下士的因素，但也反映了當時辦學觀念的靈活多樣。值得注意的是：南朝宋元嘉興學帶有官私合辦的性質。諸如雷次宗的儒學館，即是由官方提供學舍、經費，並派員協助管理，而教師則不任官職，教學內容也為教師素學專長，而不受官方的限定。何尚之的玄素館，則兼教學、研究與清談為一體，當時許多學者慕道來遊，形成了一個稱為“南學”的學術流派。元嘉諸學，才士濟濟，雅辯玄理，顧問時政，蔚然一派稷下風氣，這在秦漢以來的封建官學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與宋元嘉興學相比，南朝梁武帝辦學也頗具有特色，風格迥異。梁武帝天監四年所設五經博士，本為漢魏傳經，但不同的是，梁武帝將五經分設五館，這是中國官學史上最早的經學專科學校，在辦學形式上也大大突破了漢魏舊學模式。除經學五館之外，梁朝也有集雅士名流於一館、兼教學、研究、清談於一體的生動活潑的官學類型。
南朝由於門閥家學鼎盛，進而出現了將家學與官學合為一體的特殊辦學形式。齊武帝於永明三年(485)興學，因世家大族出身的國子祭酒、臨沂王儉精通禮學，諳究朝儀，遂省總明觀，將學士館開辦於王儉家宅，“悉以四部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為府”。這種門閥家學與官學合流的形式，在中國古代官學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齊官學的衰敗和門閥家學對官學的兼並。
北魏官學，一度形成完備的規模，這本身就已突破漢魏舊學的傳統。北魏辦學是其漢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相應，北魏官學也以此漢化政策為辦學的宗旨。作為漢化政策的重要部分，鮮卑貴族逐步門閥化，姓族等級製和九品中正製也逐步建立。為了適應新的北閥政治的需求，北魏給國子學生以七品中的官位，品位超過太學助教。為鮮卑貴胄子弟——國子生授品爵，反映了北魏強化門閥政治，加速推進漢化的政策，是氏族貴族政治製度向門閥士族政治製度過渡階段的產物。但同時，為學生授官品之待遇，也反映了北魏辦學並不完全拘於漢學的傳統，因勢而設，注重實際的特征。
其五，重視國學的視學、養老及釋奠禮儀。視學、養老、釋奠，是中國官學的古老傳統，其宗旨在於昌明政教法令，顯示帝王養賢尊德、重視文教的意願，對全國教育的發展具有法定的指導和示範作用。所謂“視學”，按《禮記·文王世子》記載，是天子親臨國學視察、考核，並參予國學中養老、釋奠、乞言、合語等教學活動的一種禮儀形式。這種活動，首先要按常典祭祀先聖先師，然後設宴款待三老五更，天子親臨席間禮敬老人，共同討論父子君臣之道，以正君臣之位，明上下貴賤之別，這是利用國學，宣揚封建的忠孝倫理觀念，維護君權，強化封建等級製度的重要措施。
魏晉南北諸朝政權，多於戰亂中建成，也大多麵臨著“憲章廢弛，名教頹毀”的殘局，為盡快恢複封建等級秩序，尤其重視上述一係列禮儀活動的價值。西晉武帝建國不久，即於泰始三年(267)詔令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祭祀孔子，並“臨幸辟雍”，以示褒獎文教。晉時諸帝也多躬講《詩》、《書》、《孝經》、《論語》，親臨太學釋奠祀孔，一如泰始故製。南朝宋文帝元嘉興學期間，也重視釋奠、視學禮儀，並因襲晉製，由太子釋奠國子學，講授《孝經》，文帝也親臨學宴會，幸臨國子學，策試諸生。其後，齊、梁、陳諸朝政權，也多有視學釋奠活動。其中，梁武帝天監七年(508)親臨國子學釋奠先師先聖，並“申之以謨語”，親自為國子學講授“十倫”、“三德”，影響最為深廣。北魏也十分重視養老、釋奠禮儀以此標榜名教，倡勵儒學。北魏道武帝拓跋窪初定中原，就於389年，命樂師入太學釋奠於先師，孝文帝太和年間，又建明堂辟雍，尊養三老五更；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又親自到國學舉行釋奠禮儀，在行禮期間命祭酒崔光講授《孝經》。北齊、北周也都舉行過類似的禮儀活動。
同兩漢相比，魏晉南北朝視學、釋奠、養老活動的舉行，更為頻繁，這也反映了當時政局變化多端的一個側麵。另一方麵，東漢釋奠、養老，多由皇帝親臨主持，屆時皇帝親自講經。如：漢明帝中元元年(56)初即帝位，袒割辟雍，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入環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魏晉以降諸朝雖舉行釋奠、視學、養老禮儀頻繁，但禮儀規格已大不如前，或有命太子釋奠，或有命樂師釋奠，而行禮期間的講經活動，也多由太子或儒官主持。降低這種象征性的中央教育示範活動的規格，說明中央政府所倡導的正統教育觀念對全國的影響力已大大減弱。此外，在當時中央政府舉行的養老、釋奠活動中，都以《孝經》作為主要的講經內容，這一點也正反映了門閥家族政治在教育領域裏的影響，以及統治者力圖撥亂反正，重建儒家倫理秩序的努力。從中也能看到：魏晉南北朝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並恢複了漢代“以孝為本”的倫理教育傳統。
門閥家學
門閥家學大體為門閥政治的產物，而家學本身又有其獨特的曆史淵源；二者的合流，起始於漢末，成形於魏晉，至南北六朝則趨於鼎盛，並漸次衰落。
魏晉之初的世家大族，大多為漢末的儒學高門。故其家學世業，與此也有血脈承傳的聯係。如西晉潁川荀氏，其家學世傳，上承漢末大儒荀爽，子孫世傳學業，為西晉儒學高門。漢末大儒範陽盧植，其後代以儒學標榜門戶，其孫盧欽為西晉名儒，直至北魏，範陽盧氏仍為當世儒學大族。此外，如東海王氏、河東衛氏、潁川鍾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均為漢末以來世以儒業顯貴的門閥大族。其中，東海王氏家學流布最為深遠，直到南朝梁世，仍為最顯貴的門閥大族。除此之外，起家於東漢末年的泰山羊氏；起家於魏晉之際的陽夏謝氏，潁川庾氏，河東裴氏，均以儒學高門傳世，前後達數百年之久。
門閥家學的存在，旨在維係家族的世代特權和優越的文化地位；其對學術文化的世襲壟斷，不利於學術的發展和更新，並且使學術文化拘禁於家族血緣的樊籬之中，不能充分地在社會範圍內廣泛傳布。同時，門閥家族文化的封閉性、萎縮性，也是造成學術流派之間的排他性及門戶之見的重要原因。這一點，既加重了中國封建文化固有的傳統弊症，又是這種弊症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特殊表現形式。不過，借助血緣的紐帶來延續學術文化的生存，並利用家族血緣的網絡來構築某種封閉性的文化堡壘，正與封建的家族政治相適應；並且是在動亂之中，利用家族的權力及穩定性，保護和延續學術文化的有效手段。而一旦經曆了動亂之後，門閥家族的特權削弱、家族的觀念淡薄，出現了有利於學術文化自由發展和生存的社會環境，在亂世之中一度仰賴門閥家學保存的學術文化，就會成為全社會範圍內學術文化全麵升華、融合的重要源泉。
魏晉南北朝門閥家學的發展，正是經曆了上述的過程。在曆經治亂更替的幾百年中，舊的世族集團在亂世之中衰落，一旦政局初見平寧，又在舊的廢墟中滋生出新的世族集團，而舊世族或在動亂中絕戶，或者重振門戶。門閥家學也相應地發生著類似的變化，一些舊的門閥家學衰落了、甚至絕傳了、而新的門閥家學又滋生出來。在這種新舊興廢更替的過程中，門閥家學經受了社會風雨的洗煉，社會化的因素，不斷擴大，並最終演化成為社會大文化的有機成份之一，而將家族文化與社會文化分離開來的那種血緣性隔膜，也日漸融化。
魏晉南北朝門閥家學的內容頗為廣泛，其形式和特色各異，但總括而論，有以下幾方麵的內容或特色：
第一，門閥家族大多重視肅整家風，倡導忠孝為本的倫理觀。諸如：臨沂王曇首為漢魏以來世代顯赫的名門大族。仕宋官至太子詹事、侍中，其門戶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為飾玩；兄弟分財，惟取圖書而已。北魏博陵崔挺為魏晉以來的門閥大族，“三世同居，門有禮讓”，後因頻遇饑年，兄弟分家，彼此推讓田宅舊資，爭守墓田而已。
第二，儒學高門多以專經世傳。諸如：西晉河東大族王接，“世修儒史之學”，尤精禮傳。會稽人賀場，為晉司空賀循的玄孫，其祖賀道力，精通《三禮》，其後子孫傳習《禮》學，並視之為家業。
第三，多有專守一技之長，而為世業。諸如：南朝宋琅琊大族王淮之，自高祖以來世任朝職，曾祖王彪之任職尚書令，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南齊傅琰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祖衝之精通曆法、數學、機械製造，其子祖之“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大體家學所傳，有“家世史官”者、祖傳醫藥者、世習天文數術者、父子並有琴書、丹青之藝者，也有書法、篆刻世家者。
第四，由於佛教、玄學的影響，南方門閥家族，也多成為文學玄談之淵藪。如江南望族出身的張鏡，其祖輩多以才學擅名，張氏兄弟五人，時稱“張氏五龍”，張鏡仕宋官至新安太守，名儒顏延之聽其言談清玄，深為心服。其侄張緒，被名儒袁粲讚有正始遺風。其家族中人張邵，張敷父子，好玄言，與名士宗少文談論，少文握塵尾讚歎：“吾道東矣”!如是自晉末以來，吳國張氏，累世顯貴，並以玄談擅名，奉佛著稱。至於文學世家，則有梁時彭城劉孝綽，其辭藻文章，多為後進所宗，兄弟、諸子七十餘人，並能屬文。琅琊臨沂大族王筠，為漢魏名儒王朗、王肅的後代，累世以文才辭賦擅名，以致當世辭宗沈約自歎爵位蟬聯、文才相繼，末如王氏之盛。此外，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有累世文才，範蔚宗世擅雕龍。
值得注意的是：門閥家學在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兩個明顯的趨勢：其一是在傳習家學世業的同時，廣泛地吸收、博采眾學之長，而不囿於祖業之舊學。如：宋世名儒何承天，因其母為東莞大儒徐廣之姊，幼承母訓，得傳徐廣家學，同時廣求名師，儒史百家，莫不該覽，並至廬山拜於慧遠門下。又如：北魏趙郡李孝伯，其家族世傳《鄭氏禮》、《左氏春秋》，孝伯在“少傳父業”的同時，又“博綜群言”。這種博學眾長的風氣是門閥家學得以更新的重要動因。其二是門閥家族素有廣集圖書的傳統，這使得門閥家學得以廣泛地吸收古今社會文化的學術精華，並進一步社會化，開放化，同時也有利於保存學術文化遺產。如：梁時王僧儒，出自名門大族，為漢魏名儒王肅的八世孫，嗜好墳典，聚書至萬餘卷，篤誌精力，於書無所不覽。門閥中人類似的藏書大家，為數甚多，不勝枚舉。這種豐富的藏書，為士族子弟提供了優越的讀書條件，這也是門閥家學得以興盛，並世傳不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