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閥家學至南北朝後期漸趨衰落，但其根砥雖敗，學業猶存，並逐步與官學及社會範圍內的私學合流，成為集大成之學的隋唐文化教育的重要源泉之一。
隋唐五代儒學
隋唐五代教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教化製度的創立方麵，其足以影響後世教育的發展。隋文帝時非常重視振興學校。為了管理各級各類學校，他曾特設國子監，作為教育的行政領導機構。國子監初名國子寺，開皇十三年(593)改為國子學，大業三年(607)又改為國子監，從此一直為後世所沿用。當時，國子監設祭酒一人總管國家教育事業，在行政上不隸屬太常寺，是獨立的最高教育機構。通常，在祭酒之下設主簿、錄事等專職人員，負責統領各級各類官學。可以說，這是中國曆史上首次設立的專門教育行政部門，也是專門設置教育負責官員之始，在我國教育的曆史發展中，這是個了不起的進步。
在國子監控製下，首先發展健全的是以國子學為首的中央官學係統。除有傳統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外，隋朝首創了書學、算學和律學(六學中隻律學屬大理寺)等專科類的中央官學，形成了所謂的“六學”係統。開皇初，隋文帝頗為倡導文教，設國子寺，使“強學待問之土，靡不畢集”，“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芨追師，不遠千裏。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隋文帝晚年，轉而喜好刑名之說，同時又發現國學雖然學生頗多，但“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範，才任國用”之人，“設學之理，多而未精”，遂在仁壽元年(601)廢天下學校，隻存國子學一所，有學生72人。隋煬帝即位後，改國子寺為國子監，複開庠序，使國子學和郡縣學之盛超過了開皇初年，形成了隋朝第二個興學高潮。隻因不久出現“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的情況，加之社會動蕩，戰亂迭起，致使“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
唐朝初建，便大力發展文教事業。高祖即位時即下令國子置生72員，取三品以上子孫；太學置生140員，取五品以上子孫；四門學置生130員，取七品以上子孫。在地方官學中，將郡縣之學分為三等，上郡學生60員，中下郡則各50員；上縣學生40員；中縣30員，下縣20員。至於對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還在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以教育之。高祖武德四年(621)詔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七年(624)又特別下詔興學，令“吏民子弟，有識性明敏，誌希學藝，亦具名申送，量其差品，並即配學。州縣及鄉，各令置學。”為後世各朝樹立了重視文教的典範。
唐代教育製度的完備是在唐太宗執政階段。在這一時期，唐太宗曾於貞觀元年(627)在門下省置弘文館(由修文館改建)，聚經、史、子、集四部書共20餘萬卷，精選天下著名儒者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等人以本官兼學士，以褚遂良為館主。在館中不僅講論文義，商議政事，(還傳授書法，教授經業。次年，恢複了隨置而在武德初年罷廢的書、算二學。第三年又下詔令諸州置醫學。貞觀六年(632)又恢複了武德年間廢棄的律學。貞觀十三年(639)在東宮設立了崇賢館(676年時改為崇文館)。自此，在13年左右的時間裏，在唐太宗等人的倡導和支持下，基本上形成了唐朝以“六學二館”為代表的官學體係。起初，唐朝政府盡召天下經師老德者以為學官，廣建學舍1200區，大量增加學生員額。到貞觀十三年時，除六學二館外，屯營、飛騎等軍事建置中亦設學生，並由博士教授。高昌、吐蕃以及高麗、百濟、新羅、日本等也都積極派遣子弟前來求學，學生總額達到8000餘人。
高宗顯慶元年(656)在崇賢館置學士，有學生20人。龍朔二年(662)在東都置國子監，生員有所增加，並分兩都進行教學。其間，書學、算學、律學曾一度廢止，龍朔三年(663)恢複後將書學改隸蘭台，算學改隸秘書局，律學改隸詳刑寺。武則天執政時期熱心佛教，不重儒學。當時的“博士、助教，惟有學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實……生徒不複以經學為意，唯苟希僥幸。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中宗複位後於神龍元年(705)詔令國學學生複集，次年(706)又敕令學生在學行束惰之禮，並將此定為國家製度。
唐玄宗時是唐代學校興盛的又一個高潮時期。開元七年(719)唐玄宗敕令州縣學生選送“聰悟有文辭史學者”入四門學為俊士，那些貢舉落選而願入學者亦可入四門學學習(俊士之製至天寶十二年，即753年止)，這是後世貢舉入監之製的濫觴。在這一時期還規定了學生補闕的製度。如國子監所管的學生由尚書省補，州縣學的學生由州縣長官補。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朝廷此時明確規定百姓可以任意設立私學，有願在州縣學寄讀受業者(即非正式的寄讀生)亦可應允。在政策上為民間學術和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使不少學者從家學和拜師求教的私學中獲取了許多可貴難得的學識。開元六年(718)置麗正書院，置文學名士徐堅、賀知章、張說等人為學士，在修書之餘亦行講讀之事，為後世書院教學提供了有益的經驗。開元十三年(725)麗正書院改為集賢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待遇頗為優厚。至開元二十七年(739)，朝廷敕今天下州縣於各鄉裏設立學校，擇師而教授，使當時的學校由州縣又進一步擴展到鄉裏，拓寬了教育的普及麵。開元二十九年(741)在玄宗崇尚道教思想的指導下，在禮部的祠部之下設立了崇玄學(天寶二年(743)，更名為“崇玄館”，亦稱為“通道學”)，在府州亦設地方崇玄學，專門教授道教經典。天寶九年(750)唐朝於國子監中增置廣文館，以鄭虔為博士，負責指導在國子監中專門修習進士業的學生。玄宗為了支持學校教育的發展，曾在天寶十二年(753)敕令天下罷鄉貢之舉，規定不經由國子各學及郡縣學學習的學生不許參加選舉。盡管這一規定在兩年後取銷，恢複了鄉貢之製，但其影響是積極的，對學校教育的發展有促進作用。
唐自中葉以後，政治、經濟等均麵臨危機，教育也無力恢複到貞觀、開元、天寶年代的舊觀了。唐代宗執政初年，曾明令詔書，認為“國之大事，戎馬為先”。作為貢舉都暫時停罷，就更不要說學校教育了。特別在“安史之亂”以後，不少地方的校舍均被駐軍損壞，引起了不少有識之士的擔憂。永泰二年(766)，國子祭酒蕭昕即上書建議朝廷“崇儒尚學，以正風教”。代宗據此下製曰：“治道同歸，師氏為上；化入成俗，必務於學。……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太學空設，諸生蓋寡。弦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閔焉。”在代宗看來，複興學校必須調動各級官吏及有關人士的積極性。因此，他敕令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子弟到京師入學，宰相朝官六軍諸將子弟欲入學者可補國子學生。政府官員本人凡願入學讀書者亦可應允。經過一段努力，國子學基本恢複，配備設施，如祠堂、論堂、六館院，以及官吏居所等一應俱全。
唐德宗以後，財政更加困難，佛事更加大耗費，盡管有宇文炫、韓愈等上書請廢佛事振儒學，但都未能如願。憲宗執政後致力中學大業，在元和二年(807)時重定國學學生員額，據當時統計，東西兩監共有650名生員，比起貞觀年間的8000人和開元年間唐玄宗定《六典》時的2000餘人均相差數倍之多。其後，文宗、懿宗、昭宗等朝均試圖發展學校教育，但已無回天之力，甚至從百官俸銀中抽錢助學，國家已無力負擔國學維持和發展所需要的財政開支。元和十四年(819)十二月庚戌，國子祭酒鄭餘慶以國學荒廢日久，生徒不振，奏請取文官俸給修兩京國子監。凡現任文官一至九品，外使兼官正員官者，每月從所請料錢中每貫抽十文，以充國子監修造先師廟及諸室宇，繕壁經公廨，得到了憲宗的應允。鹹通九年(868)國子祭酒劉允章上書，建議群臣捐輸光學錢以修庠序學校，得到了懿宗的支持，規定宰相交錢五萬，節度四萬，刺史一萬。至昭宗大順元年(890)，在黃巢起義失敗之後，朝廷又再一次根據國子祭酒孔緯的上書，請內外文臣自觀察使、製使，下及令佐，於本官料錢中緡抽十文助修國學。
唐末五代，群雄割據，政局紊亂，朝代更替頻繁，學校教育及有關製度較之隋唐之際到“開元盛世”已相差甚遠。五代時，各方麵情況沒有多少好轉，唐末助資興學之舉仍在行用。如後梁開平三年(909)因無錢修葺文宣王廟，國子監奏請“在朝及天下見任官，俸錢每貫克留十五文”。其後此舉作為定例，並進一步規定，初補監生交束惰錢二千，及第後交光學錢一千，當監諸邑舉人及第後，須到國子監交光學錢，由監中出給“光學文鈔”，持此為憑方可赴南曹參選。
在五代各朝中，後唐對學校教育較為重視。莊宗同光元年(923)曾設國子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二員，分掌教育之事。明宗天成二年(927)，太常丞段頤請博士講經，試圖振興文教。三年(928)正月，中書門下奏：“祭酒之資，曆代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望令宰臣一員兼判國子祭酒。”於是敕令宰相崔協兼判國子祭酒之職。崔協上任後奏請每年隻置監生二百員。這二百員不係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較其學業深淺程度，方議收補之事。後唐以後各朝國祚很短，雖有國子之設，但學校十分衰微。至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朝廷在大梁天福普利禪院重新營建國子監，並營建學舍，成為後來宋代國子學的所在地，而在當時並無大的建樹。
隋唐五代的教育主要是注重儒學的教育，學製係統基本上是圍繞儒學的基本精神建立和發展的。漢末魏晉以來，佛學、道家思想均有很大發展，對學術及社會生活衝擊很大，嚴重威脅著儒學在教育和思想領域中的統治地位。不僅一些文人兼通釋道理論，提倡“三教合一”，就是帝王之君也時有尊崇佛道之舉。隋文帝在興廢儒學方麵的反複即是典型的例子。隋朝短暫地一閃而過，雖沒有在文教方麵留下多少遺產，但卻給唐初的封建帝王和文人學者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的教訓與啟示。唐初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科學文化進步的同時已著手振興文教事業。唐太宗李世民自幼熟讀儒家經史及文學之書，與儒家學者房玄齡、杜如晦、薛牧、陸德明、孔穎達等經常在幕府講論儒家治國之道，並明確指出其所好惟有堯舜周孔之道。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在即位後的一個月中便在弘文殿聚四部書，在殿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為學士，召勳賢三品以上子孫為學生(《舊唐書·儒學傳》)。貞觀元年(627)，唐太宗開展了全麵的建設事業，在許多方麵為後世樹立了風範，開辟了領域，被後世奉為治世明君。
在初唐的100年中，統治者摒棄了隋朝棄儒佞佛的作法，在“三教並重”的基本政策中突出了儒學在文教事業發展中的統治地位。在這一良好的背景環境中，儒學逐步完成了對前朝文教事業，特別是經學教育思想的總結和集大成的工作，出現了儒學統一和複興的局麵，湧現出一大批著名的儒家領袖人物。隨之便有《五經正義》、《經典釋文》等一大批重要的儒學經典問世，為唐代及後世提供了權威的教材和標準的科舉考試答案。
在唐代，佛教是與儒學競爭統治地位的主要對手，如何對待佛教是儒學生存與發展的一個傳統的課題，也是整個隋唐五代人們關注並想妥善解決的重大課題。自唐太宗以後，崇佛崇道之風不斷興盛起來，一方麵統治者看到佛道思想有許多可取之處，可作為儒家思想的補充；另一方麵許多文人學者看到佛道思想及學術成果有許多可資借鑒和學習的地方。因此，不少人提出過以儒為主，合彙三教的積極主張，揭開了隋唐五代儒學思想矛盾、變化和發展的序幕，成為宋代理學思想的淵源。這一時期的儒學發展形態甚至可以被稱之為“前理學時期”的儒學。
中唐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轉折時期，也是以經學為主要內容的儒學受到佛道思想嚴重衝擊的時期。當時頗有社會影響的文學作品雖包含儒學傳統和許多盡孝、忠君、報國的內容，但由於雜揉佛道及百家思想，已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儒家經學教育的影響，許多內容都已越出儒學的樊籬之外，使統治者和許多儒家學者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感。如何對待佛道影響，如何振興和發展儒學成為人們議論的重要問題。一方麵，人們對經學教育的衰敗，以及經學與科舉考試製度的關係提出了批評建議；另一方麵，人們又進一步深入探討了融彙三教，援佛道而入儒的問題，認為儒學的改造勢在必行。在這方麵的代表人物有中唐時期的韓愈、李翱、柳宗元等人，及晚唐時期的林慎思、皮日休等人。由此可見，中唐以後並非儒學的全麵衰敗，而是儒學改革和發展的重要時期。這時的知識分子既有很強的危機感，也有很強的創造意識和兼容胸懷。如創立儒學道統，引入佛道的思想資料和思想方法，深化傳統儒學教育的理論和觀念等等，在儒學發展的曆史上有著許多獨到之處。
唐末五代之時，儒學基本上完成了兼容佛道，發展自身的改造過程。由於當時危機四伏，戰事連綿，社會問題眾多，所以改造儒學的需求也更加強烈。當時的官方經學教育雖不及前朝興旺，但由於印刷術的發展和經書的普及，使經過改造的儒家思想更加深入民間。即便是在社會動蕩的情況下，儒學始終占居統治地位。當時的儒家文士雖然在思想上繼承中唐各家之說，但也能針對當時社會及思想界的時弊，產生出一些新的觀點和新的思想。宋朝乃至清朝的許多著名學者都指出，如果沒有晚唐皮日休、林慎思等人的努力，王通、韓愈以及傳統儒學的思想就很難對宋學施加影響，充分肯定了晚唐諸家儒者的曆史地位。
和傳統儒學相比，隋唐五代經過整理和改造後的儒學更加適合統治集團的利益，因此也得到曆朝統治者的提倡。唐太宗時，不僅皇帝本人“銳意經學”，還在各方麵顯示對儒學的尊崇。貞觀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詔以曆代經學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等21人配享孔子廟庭。同時敕令將孔穎達等人撰定的《五經正義》頒行全國，令天下傳習。他還在許多場合極力弘揚孔子之道，在為太子所作的《帝範》12篇中，他基本上都采用了儒家的帝王之術。
唐太宗以後諸帝基本上都崇尚儒術，即使是極力推崇老子的唐玄宗李隆基也不例外。玄宗在東宮時即常幸太子講論。即位之後，又屢詔州縣及百官薦舉通經人才。開元二十六年(738)曾下詔曰，孔子之術能啟迪倉靈，美政教，化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為此，特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將其抬上帝王之位。尤其重要的是，在唐初及玄宗時代，尊崇儒學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被視為官方的政策。在《唐律》中有“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規定，《唐禮》也基本上體現了孔子“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政教思想，並以孝悌作為禮教的根基。在唐玄宗時製定的《大唐六典》中，對發展儒學作了詳細的規定，將振興儒學的政策進一步具體化。此外，唐玄宗還親注《孝經》，以此作為全體百姓的禦定課本。在他看來，儒家思想中，“孝道”是最有用的。欲求忠臣，必於孝子，這不僅是唐王朝統治者的別出心裁，也是曆代統治者的共識。
玄宗以後，唐代各朝皇帝都在發展與振興儒學方麵作出了努力。代宗執政後自謂，“誌承禮體，尤重儒術”，欲“使四科鹹進，六藝複興”。大曆元年(766)正月，代宗根據國子祭酒蕭昕的奏言下敕曰：“理道同歸，師氏為上，化入成俗，必務於學”。並令官人子弟入學補國子生，同時選拔和培養經學師資，重興太學。文宗之時，準國子監奏官九經字體，刻之於石，進一步加強了經學教材的統一。文宗、宣宗、武宗等采取了一係列排擠佛道的措施，也與試圖重振儒學的國策有關。
五代各朝在文教政策方麵基本上承襲隋唐舊製，設置學校，雕印儒經，傳抄傳注，刪定禮樂，獎掖明經人才在當時非常普遍，崇儒之風不比前朝遜色，在隋唐及宋遼金元之間起著極為重要的中介作用。五代之時，官學微弱，學館、書院等教學形式頗為發達，這類學校雖為名儒隱居講習之所，學習空氣比較活躍，但基本崇尚的還是儒家思想，如羅紹威聚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服膺儒術，明達吏理。”竇禹鈞“於宅南構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江州名家陳氏，幾中櫛架及男女授受、通問、婚葬，悉有規製。建家塾，聚書，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焉。江南名士，皆肄業於其家。”儒家私學發達的原因首先在於統治者的提倡，科舉考試的導向作用；其次是由於經學較之文學及其他學科易學，易於中舉升官；再有儒學發展到隋唐五代已向簡易與實用的方向發展，其思想內容已從文人雅士向平民百姓滲透，因此，發展與振興儒學在唐末五代有官方和民間廣泛的社會基礎，也有良好的物質條件，其思想內容雖是保守的，束縛民眾頭腦的，但在文化教育的發展過程中卻有著重要的作用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