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曆史沿革3
蒙養教育
中國古代的蒙養教育，是指連接於小學與學前幼童之間的一種啟蒙教育形式，相當於普通小學教育的初級階段，但比一般小學教育的含義更為廣泛。也包括一般幼童入學之前和學校之外，通過各種形式所受到的啟蒙教育，是特指在鄉校、家庭和社會教育中那部分經過一定的組織過程，利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所進行的文化、道德啟蒙教育。
蒙養教育的目的與任務
宋代蒙養學校有鄉學、村校、家塾、舍館等諸多名目，還有利用農閑季節專為貧民子弟設置的冬學。這類蒙學大多不如官學正規，教學質量也較低。南宋陸遊的《秋日郊居》詩中曾記載了當時冬學的教學情況：“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麵看人。”陸遊自注：農家十月遣子弟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從這個平時閉門大睡，又任憑孩子嬉鬧仍鄭重其事講說村書的“愚儒”來看，蒙學質量雖低，但師生關係倒是比較隨便。農家派遣子弟於冬閑季節入學習讀村書，目的也不過是學習一點粗淺的文化知識，要求不高，設置是季節性的，條件簡陋，教師收入也自然很低。南宋葉夢得《石林燕語》追述自己童年的啟蒙老師叫樂君的人，家境貧寒，草廬三間，以兩間處諸生，一間讓妻子居住，靠講學為生。平時往往因束惰不繼而忍饑耐寒，以致其妻因米竭而不勝憤怒，闖入學舍，取案上簡擊其首，樂君仆於舍下，被群兒環笑掖起。類似的日子，幾五十年“每旦起，分授群兒經，口誦數百不倦。”像葉夢得的老師樂君這樣常常餓著肚子，幾十年如一日辛勤教學，又與兒童和睦相處，親密無間的事例，也可反映宋代蒙學教育的一般情形。
宋代蒙養教育的一般目的和任務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進行道德啟蒙教育。宋代學者認為：“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朱熹在《小學》中也指出：小學與大學的目的一致，是要“防其幼”，收放心，養德性，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是學習“做人的樣子”。
其二，保養性真。這是以孟子性善論為依據的。北宋著名學者楊億在所著《家訓》一書中就曾明確指出：“童稚之學，不止記誦”；而是要“養其良知良能”。所謂良知良能，就是相信兒童生來具有一種先天向善的本能。蒙養教育的目的就是保養這種本能，使其不被後天物欲所侵而失去本色。以後南宋理學家有關蒙養教育的一係列論述，大多也發自這一主題。
其三，注重基本文化知識的傳播，打好文字基礎，為將來進一步深造創造必要條件。因此，宋代蒙學課程大多是識字、寫字、背書之類的內容，涉及範圍雖廣，但都十分粗淺。
其四，注重養成正確的學習方法、態度和學習習慣。例如：朱熹的《童蒙須知》談到幼童讀書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並稱“三到之法，心到最急”。既講了讀書的方法，又講了讀書的態度。其他方麵，如寫字，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看書，要將書冊整齊擺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仔細分明讀之，字字讀得響亮；日用筆硯器物，皆當整齊嚴肅，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複置原所。
此外，宋代學者也大多重視結合兒童的興趣和愛好，進行啟蒙教育，因勢利導，形式活潑。例如張載和朱熹，談到蒙養教育，都強調猶如春風化雨的造物功用，順其自然，積極誘導。張載認為：教之不受，告之無益。程頤強調教子未見意趣，必不樂學。而朱熹則明確提出：小學書多說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
蒙養教育方法的改進，也標誌著宋代蒙養教育已達到較為成熟的水平；而宋代理學家對蒙養教育的一係列論述，也為後代的蒙養教育提供了思想依據。
蒙學教材的大發展
宋代的蒙養教材，較之唐代，在內容體係方麵更為完備。就內容的分類來講，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曆史類的啟蒙教材。主要有王逢原的《十七史蒙求》，劉班的《兩漢蒙求》，黃繼善的《史學提要》等。這類蒙學教材都采用了後唐李翰《蒙求》四言韻語的體例，以便於誦讀記憶。
博物類的啟蒙教材。主要有方蓬辰的《名物蒙求》和王應麟的《小學紺珠》。
倫理道德類的啟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小學》、《訓蒙詩》，呂本中的《童蒙訓》，呂祖謙的《少儀外傳》，劉清之的《戒子通錄》等。
起居禮儀類的啟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童蒙須知》、《訓學齋規》，真德秀的《教子齋規》等。
家庭範圍內訓誡類的綜合性啟蒙教材。主要有司馬光的《家範》，趙鼎的《家訓筆錄》，袁采的《世範》，葉夢得的《石林家訓》等。
在上述諸書中影響較大的有朱熹的《小學》、《童蒙須知》，司馬光的《家範》及《袁氏世範》。但這類蒙學教材，或者板著臉長於訓戒，或者過於冗長不便記誦，或義理深奧不便領會，因而不如《千字文》、《兔園冊》之類的蒙學書籍流傳廣泛，也不宜被廣大村塾鄉學的兒童所接受。有些書籍雖以蒙學為本旨，實際並不是切實可行的蒙學教材，如《家訓》、《家戒》之類的書籍，雖標為“家塾訓蒙之書”或為訓課幼學而設，但既不成韻，也不成係統，且文義冗長，很難被兒童接受，實際隻是在局部範圍內介紹或規定蒙學教育方法、宗旨或內容等有關問題的書籍，是為家長或蒙師編寫的蒙養教育參考書。
宋代蒙養教材在後世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是相傳王應麟編與的《三字經》和軼名作者所撰的《百家姓》。
《三字經》是一部進行博物性知識教育的蒙學書籍，采用三言韻語的方式，內容涉及古代曆史、典故、名言、人物等方麵的知識，上述曆朝興廢，下至宋代史實，後由明清人補續了遼金以下的部分。該書編次順序或按知識門類，或按時序；先舉方名事類，次及經史諸子，不相雜側，較南朝梁人周興嗣的《千字文》以及漢代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遊的《急就篇》，雖字有重複，辭無藻采，但有關名人的知識容量，過之數倍，且行文句式更為簡潔明了，易讀易記。
《百家姓》是一部典型的啟蒙識字教材。它集古今姓氏為四言韻語，因“尊國姓”，而以“趙”字為首。內容雖無義理可言，但字韻舒暢，便於誦讀，且篇幅簡短，切於實用，因而深受民間鄉塾和家庭的歡迎，成為宋代以後流傳最廣、幾乎家喻戶曉的蒙養教材之一。
類似《三字經》、《百家姓》之類的蒙學讀本，雖然字裏行間也夾雜著封建綱常倫理的道德說教，但由於內容豐富，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容易被兒童理解，對於沒有機會或資格上學的貧家子弟，也可以通過鄰居或長輩的幫助，從小誦習這些讀本，從中獲得一些粗淺的曆史文化知識和社會、倫理常識，既滿足了統治階給“化民成俗”的需要，又可幫助農民子弟擺脫完全文盲的狀況，識幾個字，知一點禮，客觀上有助於提高其文化素養和生產、生活能力。特別是在家族觀念十分濃厚的封建社會，抓住姓氏這個要害進行啟蒙識字教育，也可以說是準確適度地把握並迎合了一般民眾的心理。
《三字經》、《百家姓》的編纂為後代曆朝的蒙學讀本提供了範本，但元明清諸朝蒙學讀本的編寫雖多因循《三字經》、《百家姓》的格式或加以改編重印，但其影響和流傳範圍都遠不及前者廣泛。由此可以證明：以《三字經》、《百家姓》為代表的宋代蒙學課本，已達到了中國古代蒙養教材編纂的最高水平。
綜觀宋代蒙學教材的編纂情況，還有兩點需要特別指出：一是蒙學教材雖然粗淺通俗，但在宋代卻多由著名的學者宗師執筆，諸如司馬光、朱熹、趙鼎、真德秀、呂祖謙，均為一代宗師，或位尊為宰相，並不因其粗淺而不屑自為。這一點，反映了中國古代良好的蒙學教育傳統。二是宋代蒙學教材大多是南宋的作品，這一點，也反映了南宋文化教育事業的繁榮和普及的狀況。
宋代書院
書院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它以私人創辦和主持為主，將圖書的收藏和校對、教學與研究合為一體，是相對獨立於官學之外的民間性學術研究和教育機構。在宋元明清諸朝，書院逐步發展成為官學之外最主要的綜合性教育研究組織形式。書院教育的存在，彌補了封建官學的不足，填補了許多學術文化研究領域的空白，其豐富的教學經驗和靈活多變的辦學形式，為曆代教育家所取鑒。書院教育傳統所包蘊的豐富內涵，是中國教育的寶貴曆史財產。
書院的產生及其興盛
書院之名肇始於唐代。官辦書院大體為朝廷藏書、校書的機構，並非士子肄業之所，如唐代的麗正書院與集賢殿書院。唐代私人創建的書院，已兼有個人讀書治學和授徒講學的職能。有的學者統計《全唐詩》詩題中所見的書院有11處，載於方誌的唐代書院有17所。其中，皇寮、鬆州、義門、梧桐四書院，史料中已有關於教學活動的明確記載。但唐代私人書院的這類講學活動規模較小，尚不普遍，且未形成定製。
唐末五代社會動亂，文教衰落，士儒無由顯身，窮居草野，潛心講學之事，書院應運而起，進入了書院職能全麵轉入講學讀書的初級階段。
北宋初期，亂世漸平，社會安定，朝廷雖多褒獎文事，卻又無力廣設州縣學校，故“士子病無所學，往往相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書院由此進入興盛階段。正如南宋學者呂祖謙在《鹿洞書院記》中所稱：“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鎬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此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
書院的興起，一方麵滿足了廣大士子讀書求學的願望；另一方麵，也緩解了朝廷尚文治而又教力不足的矛盾，為朝廷培養了大批文治人材，因而尤得政府的讚助和鼓勵。
宋初的著名書院，或有四大書院之稱，為白鹿洞、嶽麓、睢陽(應天府)、嵩陽書院；或有八大書院之稱，即上述四書院外，再加石鼓、茅山、華林、雷塘書院。這些著名書院代表了宋初書院教育的最高水平，並且在宋初教育領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鹿洞書院位於今江西省廬山五老峰下，始建於唐代貞元年間。南唐元年間(825～827)建學館，置田產，始招學徒，並稱廬山國學。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知江州周述疏請朝廷賜國子監印本九經，得準，名稱白鹿國庠，學徒已達數百人之多。從唐末至宋初任教於白鹿洞書院的學者多為名儒，如南唐李善道、朱弼，宋初的明起、劉渙、陳舜俞、陳瑾等，故其造就的學子也多出大才，吸引四方學者輻輳造訪，門庭盈盛。
嶽麓書院位於今湖南長沙嶽麓山抱黃洞下，北宋開寶九年(976)知潭州朱洞建講堂書齋共50餘間，初具規模。其後屢經擴建，又經朝廷賜書賜額，山長周式又於大中祥符九年(1016)被任為國子監主簿、兼書院教授，故爾書院兼有半官半私的性質。
應天府書院位於今河南省商丘縣西北。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府民曹誠捐款在宋初名儒戚同文故居處擴建而成。此後朝廷委官賜田，逐步納入官學的範圍，並一度稱名南都府學。仁宗天聖年間，範仲淹主持南都府學教席，吸引和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學子，為北宋教育的興盛和慶曆興學做出了特殊貢獻。
嵩陽書院位於今河南登封縣太室山麓。後周始建，北宋至道二年(996)，朝廷賜“太室書院”額和監本九經。景祜二年(1035)重修，更名為嵩陽書院，朝廷賜田一頃供膳。此書院初建時影響雖大，但以後漸趨無聞。
石鼓書院位於今湖南衡陽縣北石鼓山迥雁峰下。唐時本為道觀，北宋至道三年(997)建為書院，仁宗景二年(1035)賜書院匾額及學田，得朝廷讚助而趨於興盛。
位於浙江江寧的茅山書院、江西奉新的華林書院、江西安義的雷塘書院，在宋初的書院教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辦學風格也頗具特色。如華林、雷塘書院即是一種家族式的學塾，與前述白鹿洞、應天府諸多官方色彩頗濃的書院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種類型。華林書院的宗旨即是胡氏家族聚居，數代承傳經史、詩書、禮儀，進而累代博取功名。故徐鉉《華林胡氏書院記》稱其“祖孫一德，洙泗同風”。宋初胡氏一家中進士者竟達13人之多，並有位至宰相的高官。因此吸引了一批來自遠方各地的學者。書院築室百區，聚書5000卷，肄業者常數百人之多，歲時討論，講席無絕，一派興旺活躍的景象。
從上述幾個著名書院的地域分布來看，宋初書院教育普及範圍較為廣泛，但影響較大、數量較多的書院仍主要集中在北宋首都東京開封的周圍和江西、湖南一帶。集中於東京周圍的書院如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官學色彩較濃，反映了這類書院在宋初的興起，與朝廷的關聯較為深厚。集中於江西一帶的書院如華林書院、雷塘書院、潯陽陳氏東佳書堂，則顯示了唐末五代至宋初深厚的家族文化淵源。
北宋景、慶曆以後，至北宋末年，隨著朝廷曆次大規模興學，官辦的州縣學校漸起，書院淪入沉寂，達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