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學校在華的區域性分布，與西方列強在中國瓜分的勢力範圍有大體對應的關係，並以各國宗教差會作為分割勢力範圍的主體。自鴉片戰爭以來，各宗教差會逐步形成了各自較穩定的傳教和辦學的區域。諸如：北長老會在廣東，公理會和聖公會在福州、寧波、上海，巴色會和禮賢會在廣東，英長老會在廈門、汕頭、台灣，美以美會在福州、江蘇、浙江及華中、華北、華西，循道會在兩廣、兩湖，浸禮會在山東、寧波，遵道會在湖南、信義會在兩湖，公誼會在四川，內地會在西北、西南，等等。中國除西藏、寧夏、青海之外，幾乎所有的省份、均出現了各種類型的教會學校。
19世紀60年代以後，教會學校的數量增長很快。據不完全統計：耶穌會在江蘇和安徽兩省的學校，1878年至1879年有345所男校、213所女校，學生人數分別為6222名和2791名，而90年代末期，學生人數已達16萬多名。另據1868年的《教會新報》第一期刊記；1866年耶穌會在華的義學及學堂數總共為53所，學生人數為946人；而1905年出版的《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刊記的耶穌會在華所立學校(不包括初等蒙學堂)總數，已達287所，學生人數約為14531人。這些數據因史料來源不同差別大，但學校及學生數量增加幅度很大，卻是一致認同的事實。再以基督教教會學校為例，據1922年第五卷四期《新教育》統計：基督教教會學校1876年全國在校生約為4909人，到1889年增到16836人，13年中增加人數近3倍；而至1906年，人數又達到57683人，17年中人數增加又達3倍有餘。再據《中國教會年鑒》統計：1912年基督教會學校學生人數已達138937人，這同1876年相比，36年間，學生人數增長了283倍。可見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確為教會學校發展的全盛時期。
總體而言，教會學校在華的擴展進程，與中國半殖民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是大體同步的，這說明教會教育每進入一個新階段，都是與列強在華侵略勢力的深入密切聯係著的。因此。1842年和1860年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1900年八國聯軍的入侵以及相應的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成為劃分教會學校擴展進程不同階段的裏程碑；但就具體的學校而言，由於各國侵華勢力的程度不同、各個差會或學校辦學方針、辦學時間或地點的不同，以及學校內部體製完備化的程度不同，各種學校往往又有自身的獨特發展過程，並非一概而論。例如：基督教在華創辦的第一所中等教育機構——北平崇實中學(1865年創辦)，便根據本校校舍的擴建、人員的擴充及學製、設備、課程等的完備程度，劃分為六個發展時期：1865年後為創始時期，學校隻設蒙學一館；1885年後為進步時期，學校由長老會出資擴建校舍，人員補增，添設中學；1900年後為複興時期，原位於安定門內二條胡同的校舍遭義和團焚燒，於1902年在安內大三條胡同購廟宇一所重建；1911年為擴充時期，學校募得巨款，校舍、設備及學生人數均有大幅度的增補；1923年為發展時期，試行新學製，設立初高二級中學和鉛印、皮件二科職業教育；1927年進入改組時期，學校圍繞教育部立案問題，進行一係列校務調整。
始創於1850年的上海徐彙公學也經曆了自己的一段獨特發展的曆史。這所著名的天主教耶穌會創辦的學校在1850年至1860年間，尚處於胚胎時期，教學內容也以初級的聖經知識和國文知識為主。1860年至1900年，為常規發展時期，學校人數有所擴大，學生除了學習法文、圖畫、音樂等科外，由於是時科舉尚未廢除，仍以傳統的經史、詩賦、文詞、書法為主，所培養的學生也多有應舉中試者。1900年以後，由於西方科學技術的影響日益擴大，新學日漸發達，國內要求振興實業的主張被大多數人所接受，該校的課程也改變以往以國文為主，規定法文及其他自然科學為必修課，並對高年級的學生用英文或法文講授算學、物理、史地等課。同時改組學製，分設中學院和上學院，使學校成為震旦大學的預科。這一時期是徐彙公學的全盛時期。
不同的教育類型，其擴展進程也往往自成一脈。以基督教會所創辦的中等學校為例，據美國學者畢範宇在1929年12月《教育季刊》第五卷第四期刊文歸納，便經曆了四個發展階段：1818年馬禮遜英華書院的創辦為標誌，進入胚胎時期；1856年後進入發展時期，學校類型擴大，女學最顯突出。其中，廣州的真光女學，北平貝滿女學，上海中西女塾最為著稱。1898年戊戌政變後進入全麵發達時期，學校的數量、規模、設備均有大幅度增擴，出現了像天津中西書院、遼寧文彙中學、太穀銘賢中學、漢口博學中學、上海麥倫書院等一批著名中學。並出現了國人主動接受西方文化的傾向和工讀製的辦學方式；這一時期的學校類型也有所擴展，出現了實業學校、聾啞學校和盲童學校、師範學校。與此同時，社會各界對教會學校的批評也有所增加，如指責教會學校過分西洋化，忽視國文教學、課程欠係統、科目缺乏實用，教師素質偏低等等。教會學校與政府及民間的磨擦也有所增加。1921年以後，教會中等教育學校進入改革時期，並圍繞著“中國化”和“基督化”的主題展開一係列的爭議。
總之，教會學校在華擴展的進程，既有配合西方列強政治、軍事及宗教文化入侵的因素，又有教會學校自身日益完備化、係統化及教學內容日益深化和中國化的因素。教會學校在華擴展進程，與中國近代教育的萌生和發展大體上保持了同步的對應關係，它的擴展客觀上有助於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知識的啟蒙及傳播。
教會學校的宗旨與教學內容
19世紀中葉以來，教會學校的辦學宗旨經曆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隨著教會學校的日益擴展，它所處的社會環境的變遷、列強侵華政策的不斷變化調整、中國士民抵製洋教和東西方兩種文化之間的衝突，它也在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辦學宗旨和辦學方式，以期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並在新的環境下尋求一種最有利於它的生存和最有效地擴大其影響的途徑。
教會學校在它創置的初始階段。其目的“並不在教育人才以促進教育之進步，乃欲以學校為一種補助之物，以助其宣傳福音之業”。故教學內容也主要是講授一些粗淺的《聖經》教義和初級的讀寫知識、算術字母而已。教會學校最初顯然隻是傳教的工具，而不是為了傳播廣義的西方文化知識，其創辦的動機旨在提供傳教的便利。這種簡單的辦學宗旨及內容、隻能發揮極為有限的作用，其本身的存在既不足以引起中國士民的關注，所能產生的影響力也是微不足道的。
19世紀60年代以後所發生的一係列變故，大多有利於教會教育的發展。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勢力的日益擴大，為教會學校提供了日益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的保障。中國國家主權的日益削弱和半殖民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中國士民對外國政治、軍事及宗教文化介入的敵視，促使教會學校改變策略，調整辦學宗旨，提高辦學水平和質量，並以較優厚的物質待遇，來吸引中國人入學，通過培養出一批具有基督精神和人格、具有較高智識和能力的親西方華人，來參預國政，控製中國各個領域的領導權力，進而達到“以華製華”的目的。
1890年，中華教育會會長美國傳教士狄考文曾對教會學校的宗旨做了認真的解釋：“真正的基督教學校，其作用並不在於單純地教授宗教，從而使學生受洗入教。他們看得更遠。他們要進一步給學生們訓練”，使之“成為社會上及在教會中有勢力的人物，成為一般人民之導師和領袖”。在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時，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便致函羅斯福總統，強調指出：“如果美國早在15年前就做到把中國學生之潮流引到美國來，並使這個潮流不斷壯大，那麼，我們今天就一定能夠通過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領袖們，來對中國的發展進行一種最令人滿意的又最為巧妙的控製”。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西方各國，顯然麵臨著這樣的選擇：究竟是以夷製華，還是以華製華，這是東西方力量抗衡的情況下必須認真思考的策略。前者主要通過政治、軍事、外交的手段來實現，並且已經獲取了最大限度的利益，在權益既得之後，保持並擴大這種權益，則需要借助一種更為婉轉、平和且具有長久穩定效力的手段，這就是大力發展旨在促進以華治華政策的教會教育。前述狄考文及詹姆士的言論，無疑是對這一宗旨的最好的表白。在此前提下，如何評價教會學校的作用，也需要變換一下尺度。《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一書曾指出：“教會學校之重要，並不關乎已設校數及學生之多寡，實可以其畢業生在國內及宗教上所占地位”證明之。教會學校養成的“多數之男女人士今皆身膺重要之位置，並於政治、教育、商業、及基督教會今後發展之情況，鹹大有作為”，便是這一宗旨的最佳體現。為了貫徹這一宗旨，教會學校就需要擴大自己的優勢，改善教學內容與課程，並且要適應學生今後在國內謀生及升遷的切實需求。
1897年8月，一位中國傳教士周之德在《振興學校》一文中，曾認真討論貫徹這一宗旨的課程設置標準。他認為：中國國勢之不振，概由於教育不普及和國人“多守舊而不知謀新”所至，在中國麵臨著推廣學校、變通法令及尋求富國之策的重大課題之際，教會學校倘若僅以傳教為宗，便不合大用；“若仍拘限人材，執守成法，必至無讚助行教之功”，他引用一位美國傳教士的言論：“欲吾道通行中國，須備教會多設書院，廣集會中子弟，禮聘中西教會通儒，教以聖經、英文、法文、德文、格致、天文、地理、電光、化算諸學、與及中國經史典籍，各種有用之書。令會中人材蔚起，然後簡拔才全德備、獻身事主者，責以重任，又要培植英傑，上達朝廷，下達草野”。周氏所論，是要教會學校的教學內容切合中國的現實需求、有助於中國社會的進步，才能為中國國民所接受，進而擴大教會的影響。
進入20世紀，宗教界最終接受了這樣的觀點：欲有效地貫徹既定的教育宗旨，首先必須改善和充實教會學校本身。《中國基督教育事業》一書談到課程設置的指導原則時，便提出了下列要點：其一，教會學校的教學內容應適應中國學生最深切的精神需求；其二，凡有關於中國人民之幸福者、有益於中國國民者，皆可納入基督教教育內容之中；其三，要熟察中國文化之優點，而謀所以保存之；鑒別西洋文化之弱點，而謀所以避去之；其四，必竭力研究中國之宗教上、社會上、經濟上與教育上之需要，研究一種適合於基督教的社會及中國人民需要之特種教育。在《基督教育》第4卷第1號刊載的一篇美國人的《基督教教育的特色》中，更明確地指出：教會學校的課程和內容，應最能實現學校辦學的目的。
教會學校辦學宗旨的調整，是為了“造成一種基督教的支配”，在中國創造一種適合於基督教教義的社會製度，是企圖“導引中國民族運動之心理，得有聖教之精神，而進入於聖教之羊棧”。應該說，這些宗旨確實包含了促使中國徹底殖民化的意圖。但與此同時，教會學校的改善和教學內容的科學化及課程範圍的進一步擴大，也為中國介紹了豐富的西方科學技術與文化，有利於促進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進程。像1881年創辦的天津中西書院，其課程內容包括：識字、辭句、琴韻、數學、地圖、翻譯、西法、文法、代數、天文、幾何、化學、重學、微積分、航海測量、萬國分法、富國策、地學、金石類考等內容。再如美以美會鎮江女塾的課程內容包括：聖經、蒙學、算法、地理、遊藝、詩歌、體操(第一年)；此後逐年增設的課程有：植物、動物、英語、孩童衛生、四書摘要、數學、尺牘、宗教史、美國史、形學、萬國通鑒、萬國通史；泰西新吏、天方略解、格物入門、策論、地學等等，近百種。這些教會學校課程內容的設置，顯然比中國舊式學校豐富，故爾教會學校的教學質量在當時處於領先地位，也是不容忽視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