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教育家1
孔子
孔子的生平和教育活動
孔子(前551～ 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人(今山東曲阜)。他的祖先也是宋國的貴族，他是宋公孫嘉的後代，公孫嘉字孔父，我國古人有以祖先的“字”為姓的，孔丘就是按這種方式姓孔的。公孫嘉在宋國貴族內部的傾軋中被殺，其子逃亡到魯國，傳了五代，即到孔丘。
孔丘的父親孔紇，字叔梁，是魯國的下級武官，以力士聞名。傳說孔紇有9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這個兒子還是殘疾人，走路一瘸一拐的，孔紇很不滿意，於是他就和新娶的妻子一起到曲阜東南的尼丘山求天神另賜一子。後來果然生了兒子，孔紇以為這是在尼丘山上求來的，就取名為丘。“仲”字是排行，表示“第二”。“夫子”是老師的意思。因為孔丘開創私學，並著書立說，為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陂尊為儒家的始祖。所以後人敬稱他為“孔夫子”。“聖”是聰明智慧的意思，孔丘弟子3000，賢人70，聲譽甚高，古代公認他是有學問的聰明人，是“聖人”。西漢武帝之後，認為儒家思想對統治者有利，從此孔丘受到尊崇。他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相當於蘇格拉底在古希臘教育史上的地位。
孔丘3歲時，其父孔紇就去世了，他連父親的葬地都不知道，從此家境更加衰落，不得不做些雜活，一則贍養他的寡母，二則自己生活，所以他自稱“吾少也賤”。長大之後，他當上了管倉庫的“委吏”和管牛羊的“乘田”。據說他當委吏時，帳目弄得很清楚；當乘田時，牛羊養得很壯，表現出他是有做實際工作的才能的。
大約在30歲左右的時候，他開始講學。起初隻收二三名學生，人雖少，卻是件新鮮事。顏路、曾點、子路、冉有、子貢等就是他最早的學生。他平時講學是在曲阜城北的學舍裏，出外遊曆時，學生們也跟著一道，在社會上漸漸有了名聲，向他請教的學生越來越多了，後來他在魯國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魯國貴族孟僖子臨死前還特地囑咐他的兒子跟孔丘學習。
孔子在50歲時，當上了魯國的“中都宰”，即“中都”的地方長官。不久又升為“司寇”(相當於司法部長)。但魯國的政局正處於動蕩不安之中，他隻作了3個月的“司寇”，便被迫離開了魯國，奔走於宋、衛、陳、齊等國，度過了14年的流亡生涯。他的政治主張不為各國執政者所采納。淒淒惶惶，找不到一個容身之處，在陳、蔡國流亡時，竟弄到絕糧的地步。但他仍不辭勞苦，堅持講學，在危難之中仍與弟子“習禮大樹下”，“講誦弦歌不衰”。
孔子重返魯國，已經是68歲的老人了，從此他專力從事講學和整理古代文獻，這樣度過了他的晚年。他死時，魯哀公致悼詞：“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魯哀公說：“我感到多麼孤獨；今後我向誰請教啊!”孔子的學生們在孔子墓旁搭起了草房，守喪3年，分別時都痛哭難舍。子貢不忍心離開，又獨自住了3年。子貢說：“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登也”，意思是說，他老人家的不可以趕得上，猶如青天的不可以用階梯爬上去。表達了學生們對孔子無限的懷念和敬仰。子貢等早期學生，曾跟隨著他奔走四方，為救世而鬥爭。晚期學生如子遊、子夏、子張、曾參、顏淵等，接受孔子講學帶徒的衣缽，為傳播古代文化，也作了一定的貢獻。
孔子一生大部分時間和主要精力是聚徒講學，從事著作。“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這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上說的一句話。意思是說，孔子一生大概教育了3000弟子，其中高材生有72人。孔子是中國私人講學的第一人，也是傳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國古代文化的流傳以至後來的擴大和發展，是和他的功績分不開的。他在文化教育上的貢獻可以用兩句話概括，一是整理和保存了中國古代的文化典籍，二是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經驗，形成了比較係統的教育思想。
《論語》20篇，492章，11705個字。它記載著孔子的言語行事，也記載著孔子少數學生的言語行事。它是語錄體散文，語言簡練、活潑生動、具體形象、用意深遠。有不少語句富含哲理，而又言簡意賅，耐人尋味，接近口語，明白易懂，已成為中國人民的格言和成語。它可作為中國最早的文化教育著作來讀。要想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傳統教育，《論語》是首先應該讀的書。
首創私學，擴大教育對象的範圍
孔子說：“有教無類”。所謂“類”，即指按社會政治地位劃分的貴賤、庶鄙等種類。在孔子以前，夏、商、西周的學校教育為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所壟斷，不僅奴隸主貴族與平民、奴隸之間有嚴掐的階級界限，就是奴隸主貴族的內部也等級森嚴，有貴賤尊卑之分。孔子說“有教無類”，意思是說：任何人我都可以給他以教育，不分貴賤、庶鄙等界限，使教育普及於平民，這在當時是進步的。
孔子又說：“自行束惰以上，吾未嚐無誨焉”。“惰”是幹肉，又叫脯。每條脯叫一艇，10艇為一束。“束惰”即10條幹肉，用來作初次拜見的禮物。但這一禮物是菲薄的。孔子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不分地位高下、報酬厚薄，隻要主動拿10條幹肉的見麵薄禮，對這樣的人戊是從沒有不教誨的。
孔子以前的教育是有“類”的，教育大權把持在少數貴族手裏，那時叫“學在官府”。到孔子時代，“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所謂“失官”，指的是西周宮廷官府失守學術，以致使其不能世代相傳。所謂“四夷”，指的是文化學術下移，流散於四麵八方。這時政治中心逐漸由周天子轉向勢力較強的諸侯國，政治中心的轉移導致文化教育中心的轉移，西周的典籍文物、禮器樂器也就隨之擴散到四麵八方。孔子提出“有教無類”，即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壟斷局麵，適應了“士”階層的興起及文化學術下移和曆史潮流，反映了新興的“士”階層的要求。“有教無類”的實質，是要求將教育對象從貴族擴大到廣大平民，擴大了學校教育的社會基礎和人才的來源，把學校教育由“宮廷”、“官府”移到“民間”，這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
孔子的學生成分是複雜的。隻有少數是貴族子弟，如南宮敬叔、司馬牛、孟懿子等。少數是商人子弟，如子貢等，大都出身貧賤，如顏淵居陋巷，過著一簞食一瓢飲的清貧生活；曾參耘瓜，其母織布；閔子騫穿著蘆衣為父推車；仲弓父是“賤人”；子路食藜藿，負米養親；子張是魯之“鄙人”；子夏衣若懸鶉；公冶長坐守大牢；顏涿聚作過“大盜”。這說明孔子的學生實際上是由平民組成的。他的學生來自魯、齊、衛、晉、宋、陳、蔡、秦、楚等國。學生也不受年齡的限製，最大的學生，如秦商，隻比孔子小4歲，最小的學生，如公孫龍，“少孔子53歲”。這些都說明孔子說的“有教無類”，並不是一句空話，他的私學，的確不分氏族，不受等級、地區、年齡的限製。這在當時並不是一件小事，反映了春秋末期時代的特點，也反映了孔子辦私學的指導思想：擴大受教育者的範圍，促進文化學術下移和教育的普及。
主張培養“君子”，提出“學而優則仕”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士”，而“士”的標準就是“君子”或“君子儒”。
“君子”原是奴隸主貴族統治名的專稱，即奴隸主貴族老爺的意思。孔子把它發展成為一個具有一定道德標準的精神貴族的理想人格，孔子把“君子”當作理想的培養目標。
孔子以前西周時代學校教育目的，主要是為西周社會培養官吏和軍事骨幹，要求其培養對象具有忠君與勇敢的品質，也要求具有“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的知識和技能。這種要求與孔子對“君子”的要求相比，那就簡單多了。
孔子要求的“君子”是什麼樣的人物呢?據《論語·憲問》載：子路曾問孔子怎樣才是君子?孔子說：“修養自己，保持恭敬謙遜的態度。”子路問：“像這樣就夠了嗎?”孔子說：“修養自己，使一般人民安樂。”子路又問：“像這樣就夠了嗎?”孔子說：“修養自己，使老百姓都得到安樂，堯舜大概也還難以做到哩!”
可見孔子要求的“君子”有兩個條件：第一，“君子”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養，即修養自己。第二，“君子”要使老百姓都得到安樂，即具有治國安民之本領。第一講的是“德”；第二講的是“才”。孔子要求的“君子”是德才兼備，而以德為主。
在“德”的方麵，孔子尤注意把握別貴賤之禮、泛愛眾之仁和推己及人的恕道。泛愛眾之仁，必須立足於別貴賤之禮的基礎之上；同樣，別貴賤之禮，也不能無視泛愛眾之仁德，仁愛要落實在禮製上，禮製要貫徹仁愛的精神；在仁愛與禮製互為表裏、各有功用的關係中，正是推己及人的恕道，充當了中介的角色。孔子認為，“君子”隻有把握了這三點，才能忠於自己崇高的理想，這理想即是實現內聖外王之道。內以聖人的道德標準為體，外以王者的仁政之術為用，體用兼備，各盡其極致。孔子說：“君子學以致其道”，“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即是說君子應該有堅定的信仰和好學的精神，應該用生命去追求真理、實現理想、捍衛正義。
在“才”的方麵，孔子強調君子應有治國安民之術，具有一定的才智和從政的能力，能治“千乘之國”，能長“千室之邑”，能“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據《論語·雍也》載，有人曾問孔子：“子路這個人可以叫他治理政事麼?”孔子道：“子路果敢決斷，對於治理政事有什麼困難呢”?別人又問：“子貢可以叫他治理政事麼?”孔子道：“子貢通達人情事理，對於治理政事有什麼困難呢?”別人還問“冉有可以叫他治理政事麼?”孔子道：“冉有多才多藝，對於治理政事有什麼困難呢?”
孔子認為“德”與“才”兩方麵都需要學習，學習是做官從政的準備，是做官從政的必要條件。要做官必須經過學習。有一次子路要派子羔到費地去當縣長，孔子不同意，認為子羔年輕還沒有學什麼，讓他去做官等於害了他。子路反駁說：那裏有老百姓，有土地神和五穀神，為什麼一定要讀書才叫做學問呢?孔子聽了很生氣，斥責子路進行狡辯。
那麼是否凡是學習的人都能當官呢?也不是。孔子認為隻有那些學習優秀、品德才能兼備的賢才才能當官。做官之後仍要堅持學習。有一次，孔子想讓漆雕開去做官，漆雕開回答說：“我對出去做官這件事還沒有信心”，表示自己學習得還不好，不夠優異，對做官信心不足，孔子聽了十分高興，覺得漆雕開對學習十分重視。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句話雖出於孔子的學生子貢之口，但確實代表了孔子的思想。“優”是有餘力的意思。這句話是說：做官了，有餘力便去學習；學習了，有餘力便去做官。所謂“有餘力”，即有時間、從容不迫地去學習，引申意為學得比較寬些、深些、好些、優秀一些。
孔子諄諄告誡弟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意思是說，不愁沒有職位，就愁沒有能夠自立的道德品質與才能本領。這說明孔子辦教育，就是要培養從政的人才；弟子們跟他學習，就是要取得做官的資格。
所以我們說：“學而優則仕”，可以說是孔子的教育目的，或是孔子的辦學思想。它對於世襲世祿製度來說，是一個大批判、大進步。因為在西周時代，做官的資格是由世襲法來保證的。當時在選用人才方麵大量存在著“不學而仕”、“仕而不學”或“學而不優”的現象。貴族子弟在進學校之前，已經是當然的候補官吏了。當時不存在“學而優則仕”的要求，他們進學校學習不過是學一點與自己的貴族身分相稱的知識而已。“不學而仕”是世襲製的固有特征，也是貴族政治必然趨於腐朽的一個重要根源。“學而優則仕”包含著這樣的意思：不學習或雖學習而不優秀，就沒有資格做官，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時代意義和進步作用。它作為與世襲製相對立的原則被繼承下來，對以後兩千多年的學校教育和隋唐以後的科舉考試製度曾產生深遠的影響。當然“學而優則仕”也產生過副作用，那就是求學的惟一目的，就是為了做官，把求學作為奪取高官厚祿的敲門磚，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就是其流毒。
整理典籍，編選“六經”，進行教材整編
孔子繼承了西周“六藝”——禮、樂、射、禦、書、數——教育的傳統，他教育學生廣泛地學習“六藝”的知識技能。由於孔子的培養目標是“君子”，對“君子”在德才兩方麵的要求都比較嚴格，所以在教育內容方麵比西周時代的“六藝”較為廣泛而深刻。
《論語·述而》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說孔子用4種內容教育學生：曆代文獻、社會生活的實踐、對待別人的忠心、與人交際的信實。《論語·學而》說，孔子教導弟子在家要孝順父母，出外要敬愛兄長，不多說話，說則誠實可信，博愛大眾，親近有仁德的人。這樣躬行實踐，有餘力，再去學習文獻。從這裏可以看出，孔子教育學生，把做人擺在第一位，把求知識擺在第二位。
孔子的教育內容包括政治道德教育與文化知識教育兩個方麵，而以政治道德教育為重點。“行、忠、信”部屬於政治道德教育範圍，而“文”有一部分屬於政治道德教育，一部分則屬於文化知識教育範圍。盡管孔子主觀上認為政治道德教育是重點，但他對文化知識教育也不忽視。在他4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他把所收集到的曆史文化資料，精心加以整理，編著成教學用書，被後世奉為儒家經典。曆代相傳的“六經”，基本上是經過孔子和他的弟子們不斷整理、補充而流傳下來的。“六經”中保存了中國古代重要的曆史、文學、哲學、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寶貴的文獻資料。
《詩經》西周以來的詩歌。傳說古詩抄本有3000多篇，孔子對此做過搜集、整理、校勘工作，存留305篇。作品大概是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分為三類：一為“風”(即民歌)；二為“雅”(即宮廷之樂)；三為“頌”(即宗廟之樂)。孔子說：“詩”有300首，用一句話來概括，是“思無邪”，即其思想內容都合於“周禮”的準則。孔子很重視《詩經》的教育作用，他說：“不學詩，無以言”，意思是說，不學詩便不會說話。通過學《詩經》掌握語言，培養語感。詩具有形象思維的特點，孔子已注意到這個特點，他說：《詩》“可以興”，即詩有比喻聯想、托物寄興的特點，容易培養青少年的聯想力，以激發他們的道德情感。《詩》“可以觀”，也就是說通過學詩，可以觀察到社會習俗的盛衰，以培養青少年的觀察力。《詩》“可以群”，是說通過學詩，來引起情感上的共鳴，以培養青少年的合群性，增進其相互情誼。《詩》“可以怨”，是說通過學詩，運用諷刺形式，批評政治得失，以培養青少年學習諷刺的方法。歸納起來，學習詩經，可以教育青少年懂得“事父、事君”的倫常道德，培養忠君孝父的道德情操。此外，學《詩》還可以學一點自然常識，諸如“鳥獸草木之名。”
《書經》孔子將春秋以前曆代官方的政治曆史文獻彙編成書，稱之為《尚書》。《尚書》保存了夏商以來特別是西周初年重要的曆史資料，編《尚書》的目的，是為了總結保存並向青少年傳授奴隸製國家的統治經驗。
《禮經》即周禮，包括西周以前的宗法等級世襲製度、道德規範和相應的儀節。孔子是重視禮的，他說：“為國以禮”，“不學禮，無以立”。他認為立國要以禮製為核心，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他強調“禮”必須以“仁”的思想情感為基礎。離開了“仁”，“禮”就沒有意義了，因此要求達到“禮”和“仁”的統一。所謂“仁”，是孔子提出的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一種精神，“仁者愛人”，“推己及人”，對統治階級內部要講忠、信、恭、敬，對勞動人民要講寬、惠。這樣便於調節各階級之間的關係使之和諧。孔子還提出了一個正名思想，其實質在於呼籲社會權威。可以推想，當時正值春秋末期，社會動蕩不安，多種秩序並存，人心浮動，誰都不怕誰，誰說了也不算，沒有權威性。所以孔子就大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在君的位置，像君的樣子；臣要在臣的位置，像臣的樣子；父要在父的位置，像父的樣子；子要在子的位置，像子的樣子。其目的在於要維護必要的權威意識，這個思想還是很有價值的。因為當時社會正處於新舊權威相互轉化時期，要注意防止權威領域出現空白，否則社會失控是難以避免的。
《樂經》“樂”即音樂。“樂”與“詩”相連，分別來說，“樂”謂樂曲，“詩”謂歌詞，合而言之，“樂”也包涵“詩”。“樂”與“禮”相配合，進行政治道德教育，其作用在於陶冶情操。孔子說一個人的修養應該從學“詩”開始，以激發情感和意誌；進而學“禮”，以約束其言行；再學“樂”，以形成其性格。這就是他所說的“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子不僅是音樂愛好者，很可能十分內行，據說他曾學鼓琴於師襄，問樂於萇弘，他會好些樂器，如琴、瑟、磬等。他喜歡唱歌，他與別人一起唱歌，如別人唱得好聽，他一定要求別人再唱一遍，然後跟著別人再唱一遍。孔了在齊國聽到舜時的“韶”樂，使得他“三月不知肉味”，說明他整個身心長期地沉醉在“韶”樂之中。他評價“韶”說：“盡美矣，又盡善矣”，評價周武王時的“武”樂說：“盡美矣，未盡善也”，這裏他提出了文學藝術的兩條標準：一是政治道德標準，稱之為“善”；一是藝術標準，稱之為“美”。在這兩條標準中，“善”是首要的，“美”是其次的。他主張“盡美盡善”，即政治道德標準與藝術標準完美的和諧與統一。這對形成中國古代的藝術傳統和美育傳統有重大影響。中國古代的藝術和美育傳統注意樸素、淡雅、天真、含蓄、講分寸，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喜而不露，怒而不縱，含而不貧，勇而不莽，盡善盡美，文質彬彬，中國古代的文藝和美育傳統，就像中華民族的性格一樣：既熱烈又恬靜，既深刻又樸素，既溫柔又高雅，既微妙又直率，成為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對中國人民的教育和感染力是十分深厚的。
《易經》也叫《周易》，大概形成於殷周之際，包括64卦及其卦辭、爻辭，另還附有卦圖、太極圖、河圖、洛書等圖式。它本是一部推究陰陽變化預卜吉凶禍福的占卦書，但書中吸收了當時的自然科學，如古天文學、古氣象學、古代數學的成就，以及在社會生活中經常接觸到的複雜現象，並且對這些現象又力圖作種種解釋和說明，因此，它不僅是一部宗教迷信書，其中也包含著豐富的哲理。孔子很重視《易經》，他讀《易》不厭反複，曾把串聯《易》竹簡的皮繩磨斷過3次。晚年他說過：“讓我多活幾年吧，到50歲時去學習《易經》，便可以沒有大過錯了!”他不僅自己喜讀《易經》，而且還作為經典傳授給他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