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經》《春秋》本是魯國的一部編年史，因為它是按年來編寫的，所以就取一年四季中的春秋兩字來命名，曰《春秋》。孔子對這部書是加過工的，作過一次修訂，並用它來做曆史教材。這部史書雖有明確的年月記載，但文字過簡，記載的史實僅是一個大綱或提要，事情的原委記載很不詳細。於是後來就有人給它將史實補充敘述和進行評論。這些敘述和評論就叫“傳”。給《春秋經》作過“傳”的共有三家：戰國時齊國人公羊高作的叫《春秋公羊傳》，春秋末魯國人左丘明作的叫《春秋左氏傳》，還有一位魯國人穀梁赤作的叫《春秋穀梁傳》。
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代表了春秋時期以前的文化知識的一切領域，作為曆史材料，是有價值的。清代學者章學誠說：“六經皆史”，就是從史料價值上肯定了孔子傳授六經的曆史作用。
六經是孔子私學的主要課程，有人說，《詩》相當於文學課，《書》相當於政治課，《禮》相當於道德倫理課，《樂》相當於音樂藝術美育課，《易》相當於哲理課，《春秋》相當於曆史課，這種說法雖不盡貼切，但也不無道理。
六經對於中國古代影響是深刻的。中國是禮儀之邦，中國人是喜歡遵守社會公德的，守規矩，講禮節，這是受《禮》的影響；中國人是樂觀主義、浪漫主義的，琴棋書畫，吹拉彈唱，這是受《詩》、《樂》的影響；中國人性格是多方麵、多層次的，關心政治，酷愛曆史，追求哲理，這是受《書》、《春秋》、《易》的影響。
孔子私學教學內容中宗教成分較少，他不願談論鬼神和死後的問題，顯示了對於宗教的淡漠態度，這是一大特點；但孔子私學教育內容中涉及生產技藝和理論性的自然知識的研究和傳授也較少，這又是一大特點。在孔子私學中，自然隻是作為類比邏輯中的借喻物，沒有成為教學和研究的主要對象，這對中國古代的學校教育發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古代學校教育形成了輕自然、斥技術的傳統，學校教育與科技相脫節，學校教育內容和考試內容都排斥科技知識，這對中國古代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
人性、人格與德治
孔子一生抱著培育人才和追求崇高道德理想的願望，在私人自由講學的長期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道德教育經驗，形成了一套道德教育思想體係和道德教育的原則方法。
孔子道德教育的理論基礎，是他的人性論與德治論。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認為人們的性情本來是相近的，隻因為後天的環境與教育——習染不同，人們的道德品質便漸漸地相距很遠了。既然道德品質是靠後天培養而成的，那麼就應該注重學習道德規範與加強內心的道德修養。如果不進行道德教育與道德修養，人們就不能真正形成好的品德，即使已經形成了仁、智、信、直、勇、剛等各種好的品德，如果不繼續接受道德教育、堅持道德修養，這些好的品德也會分別地產生愚、蕩、賊、絞、亂、狂等種種弊端，造成種種不道德的後果。
孔子主張的“德治”，就是用道德教育來治理國家，用他的話說：“為敢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意思是說，用道德教育來治理國家，就象北極星一樣處於一定的方位而群星環繞著它，以此比喻施行德治的國君將受到人民擁戴。孔子還說，如果用行政命令來治理，用刑法來約束，老百姓隻能是勉強克製自己而免於犯罪；如果用道德教育來治理，用禮節來約束，老百姓不僅知道廉恥，而且民心也歸服。孔子說：“民無信不立”。隻有民心歸服，這個國家才能立得住。在孔子看來，道德教育的價值和作用是巨大的，隻要抓緊道德教育工作，國家就能治理好，社會自然就會安定，否則，社會就要發生動亂。
孔子在教育中堅持先德育後智育、智育為德育服務基本原則。為了實現“德治”的政治目的，孔子認為最重要的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使人們形成完善高尚的人格，成為聖人君子。他把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當作聖人君子的首要條件。他說：“君子懷德”。君子所思所追求的就是道德，隻要君子專心致力於此，仁道之德也就由此而產生。什麼是仁道呢?那就是孝悌忠信，若有多餘的精力，再去學習文化知識。孔子認為首先是道德教育及其實踐，其次才是知識教育。孔子並不完全忽視文化知識對道德教育的影響，孔子說：“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有仁德的人安於仁，有知識的人利用仁，因為智者認識到道德對他長遠而巨大的利益，他便實行仁德。孔子還說：“未知，焉得仁”?沒有知識：之化，怎麼能夠算是仁呢?由此可見，孔子主張道德教育要通過智育來進行，知識教育主要也是為道德教育服務，他是把道德教育與知識教育統一起來，作為同一過程和同一目的來對待的。
道德教育應和自身的道德修養相結合。孔子認為自覺地遵守社會行為規範即是守“禮”，在自我意識上積極修養以完善自己的人格，這就叫做“仁”。“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概念。因此，孔子在道德教育中非常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他的道德思想體係，是以“孝怫”為根本，以“禮”為規範，以“忠恕”為一貫，以“中庸”為準繩。道德修養則是個人終生不息的自覺的進取。他說：我15歲有誌於學問；30歲懂得禮儀，說話做事都有把握了；40歲掌握了各種知識，不致迷惑了；50歲懂得天命；60歲一聽別人的言語，便可以分別真假，判明是非；到了70歲便隨心所欲，任何念頭都自然地不越出規矩。這一過程是指他個人從確定誌向，經過繼續不斷的修養、學習，使他的思想行為和感情，達到高度自覺地遵守道德規範的過程，也表明了一個人道德修養的終身性、長期性和階段性。
孔子還認為，道德教育與道德修養的過程是知、情、意、行四者有機結合和不斷深化的過程。
所謂“知”，即對道德的認識。孔子強調學生要“知德”、“知仁”、“知禮”、“學道”、“適道”，即對道德規範具有一定的認識，對社會行為的是非、善惡有分辨的能力。
所謂“情”，即道德感情。孔子說：隻有有仁德的人，才知道愛什麼人，恨什麼人。可見仁德包含“愛”和“恨”這兩種情感。“仁者不憂”，這“不憂”就是一種情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說道德教育首先要激發人們的道德感情，從學“詩”開始，進而再學“禮”，以約束其言行；然後再學“樂”，以形成其性格。他還說“好德”與“憂道”是一種積極情感，“好色”與“憂貧”是一種消極情感，道德教育可以促進消極情感向積極情感方麵轉化。“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懂得它的人趕不上喜愛它的人，喜愛他的人又趕不上以它為樂的人。“知之”是低層次的情感，“樂之”是高層次的情感，道德教育可以促進低層次情感向高層次情感方麵轉化。
所謂“意”，即道德意誌與道德信念。孔子說的“誌於仁”、“誌於道”、“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都是強調道德意誌和道德信念的，認為一國的軍隊，可以使它喪失主帥，而一個普通百姓，卻不可能強迫他放棄誌向。他說一個立誌實行仁德的人，是不會去做壞事的。隻要自己願意實行仁德，仁德就可以達到，表現了實行仁德的信心和決心。他還說道德觀念雖認識了，如不能守住與保持，即使認識了也會喪失。道德如果停留在認識上而不轉化為信念，道德就失去規範行為的作用。道德規範必須由認識轉化為道德信念，才能對道德行為發生指導和約束作用，這反映孔子已經意識到道德教育的這一普遍規律。
所謂“行”，即道德實踐。孔子說：說得多，做得少，君子以為恥。他還重視“聽其言而觀其行”，對於別人，聽到他的話，要考察他的行為。他認為知與行應是一致的，否則根本談不上道德，言行不一是不道德的表現。他強調誌士仁人必須隨時隨地“克己複禮”，視、聽、言、行都要克製自己，符合道德規範。
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養學生進行道德修養的自覺性，使之最終成為有益於社會的“聖人”、“君子”。在長期的道德教育實踐和經驗總結中，孔子創立了一套道德教育的原則方法，諸如德育要通過智育進行、學思行結合、立誌與力行、自省與自克、改過與遷善、樂道與安仁等，這些原則方法最根本的目的是培養學生進行道德修養的自覺性，並通過主動長期不懈的道德修養和道德實踐，最後達到完善自己的人格，成為有益於社會的“聖人”、“君子”。道德觀念的掌握和道德信念的建立，必須建立在自覺的基礎上，這是一條普遍規律，孔子稱得上是最早注意到按照這條規律進行道德教育的教育家。
為了培養學生自覺地追求道德信念，自覺地進行道德修養，孔子反複教育學生要立誌，“憂道不憂貧”，要做“君子儒”，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以實現“仁”的理想為己任，並從中獲取做人的樂趣。即既要完善自己的人格，同時又要造福於人民和國家；在實踐這種道德理想的過程中不斷地提高自己，完善自己，並體會到人的價值與人生樂趣。在教育活動中，他常常用這種人生哲學陶冶學生的情趣。有一天，他對學生顏淵、子路說：“你們何不談談各人的誌向?”子路說：“我願拿出車馬、衣服、皮袍與朋友們共同使用，用壞了也不抱怨。”顏淵說：“我的誌向是不誇耀自己的長處，不表白自己的功勞。”子路說：“我們願聽聽您老人家的誌向。”孔子說：“我的誌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即讓老者安度晚年，朋友得到信任，年輕人受到關懷。孔子通過與學生無拘束的談話，示意學生朝著“仁”道的方向去修養去提高，這是他指導學生立定誌向的一種方式。
又有一天，孔子和子路、曾晰、冉有、公西華等學生坐在一起，聽曾晰彈琴，師生們沉浸在音樂的旋律之中，這時候孔子說：“假如現在有人了解你們，想起用你們，那你們該如何辦呢?”子路不加思索地說：“如果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國家，內有饑荒，外有敵兵，內憂外患，讓我去治理，隻要有三年時間，我保證可以治理好，使人人有勇氣，個個都懂大道理。”孔子聽後微微一笑，似乎覺得子路說話不大謹慎，接著就問冉有：”你呢?”冉有說：“如果有一個小國，讓我去治理，也隻需用三年時間，我可以保證人人富足。至於說到修明禮樂，那還不行，隻有等待賢人君子了。”孔子又對公西華說：“你怎麼樣?”公西華說：“不是說我已經很有本事了，隻是說我願意作祭祀與外交工作，我甘願做一個小司儀者。”孔子最後問曾晰，曾晰彈琴正近尾聲，鏗的一聲把琴放下，站了起來答道：“我的誌向和他們三位所講的不同。”孔子說：“那有什麼關係呢?正是要你們各人說出自己的誌向啊!”曾晰便說：“暮春三月，我們身著春裝偕五六位朋友與六七個小孩，在沂水旁邊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風，一路歌唱，一路漫步。”孔子聽後深深地發出了感歎：“我讚成曾晰的誌向!”曾晰表麵上雖不是講治國的大道理，實質上卻是在更高的理論層次上描述了天下治平後的另一人生意趣。他們的崇高理想、政治抱負和人生意趣，以及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有哲理，亦有詩情畫意，言有盡而意無窮。由此可見，孔子進行理想道德教育是多麼生動、多麼富於藝術性!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孔子在教育上有許多貢獻，其中關於啟發式教學的思想與實踐，至今對我們還有所借鑒。
在孔子之前，人們所掌握運用的教學方法，是強灌硬填的注入式，不管學生的情況如何，不擇手段，甚至采取野蠻的體罰，強迫學生進行學習。從孔子起，這種情況才開始轉變，這就是他所倡導的與注入式對立的啟發式教學。
孔子在他長期的教學實踐中認識到，要使學生獲得廣大博深的學問和知識，就必須依靠學生好學、樂學，依靠學生自覺地思考。於是他提出了“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的著名思想。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啟發”一詞即從此而來。“舉一反三”的成語亦從此而來。所謂“憤”，“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即心裏想通還未完全通的時候；所謂“悱”，“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即口裏想說還未完全表達的時候。孔子的意思是說，當學生對某一問題積極地進行思考，心裏想通但還沒有完全想通的時候給予啟發；當學生對某一問題思考已有所得，但還不十分貝確，還不能完全表達出來的時候給予開導。比如一個四方的東西，已經對他講了一個角，如果他不能據此推知其餘三個角，那就不必再講了，因此這說明：每個學生沒有主動積極的思考，僅靠教師講授是沒有意義的。總起來說，就是教師在教學中要善於觀察學生，調查研究，當學生欲知而不知，想說又說不出時，就是他們心理上產生了“憤”、“悱”，這時他們的注意力是集中的，思維是敏銳的，想象是活躍的，教師略加啟發誘導就可豁然開朗，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孔子啟發式教學，符合人類的認識規律，尊重學生學習的自覺性與積極性，提高了教學效果，推動了教學工作的進步。這比古希臘教育家蘇格拉底的“啟發式談話法”，不僅早了將近百年，就其內容說也要豐富得多。
孔子不僅描繪了啟發式教學的基本內容和要求，而且還指出其中心問題是讓學生把學習與思考結合起來，學習中要思考，思考不能脫離學習。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隻學習而不思考，就容易上當受騙；隻思考而不學習，問題仍疑惑不解。這說明學習不能脫離思考，不思考就不能將學來的知識消化吸收，那樣學了也無用處。如果隻思考而不學習，會流於空想，那也是有害的，孔子把“學”與“思”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它們之間的關係看作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教學方式上，孔子改變了那種由教師一人唱獨角戲，板著麵孔說教的注入式教學，而廣泛使用了啟發式問答的方式。他不但經常向學生提出啟發性問題，而且還鼓勵學生提出問題問老師。據《論語》載，他的學生提出的各式各樣的問題達一百多處，如“問仁”、“問禮”、“問政”、“問孝”、“問知”、“問士”、“問友”、“問恥”等等。對於學生中一些有見解的回答，他公開加以讚揚，如他對子夏就說過：“能夠闡發我的意思的是子夏呀!現在我可以和你談論詩經了!”他對子貢也說過：“子貢呀，現在可以同你討論詩經了，告訴你一件，你能有所發揮，推知另一件了”。他對顏回能“聞一知十”，更加讚美，並公開承認自愧不如。他對學生中凡能提出具有深刻意義問題的，要給予“大哉問”、“善哉問”的褒獎，鼓勵學生深入思考，發現問題。他所不滿意的是那些不動腦思考的學生。他說，對於一個遇事不問怎麼辦怎麼辦的學生，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認為整天吃飽了飯，不用一點心思，這種學生是很難有出息的!鼓勵學生提問這是孔子教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特色。
孔子進行啟發式教學的方法也是很巧妙的，他十分注意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他說，愛好學習，以學習為樂趣的學生，才能產生學習的“憤”、“悱”之感，才能克服困難，樂此不疲。這已涉及到內在學習動機問題，他還善於運用榜樣和比喻啟發學生，如他曾高度稱頌某些曆史名人的善政懿德，甚至直接用文王、武王、周公、管仲、子產等人的言行作教材，他歌頌堯、舜、禹、湯節衣縮食，吃苦在前，與民同樂的德政，都是為了給學生樹立榜樣，啟迪學生的誌趣。他善用比喻啟發學生，如他用流水的晝夜不息解釋萬物生生不息的原理；用蒼天不語而行四時，說明以身作則、行無言之教的意義；用鬆柏比喻人的節操；用日蝕月蝕比喻人改過的重要性等等。他常教導學生應從近處著手，一步步去做，可以說這是買踐仁道、追求學問的方法了。他對學生提出的問題，有時並不直接回答，而是從正反兩方麵提出補充問題反問學生，讓學生竭力思考得出正確結論。他說，我有很多知識嗎?不是啊!有人問我一個問題，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但是我從他那一問題的正反兩麵去盤問之後，才認識到許多意思，然後盡量地告訴他，逐漸找出正確的結論。這種方法對於調動發問者的主觀能動性，培養運用已有知識推求未知結論的能力是大有好處的。這與蘇格拉底的啟發式談話法或稱為“產婆術”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敏而好學，學而不厭
孔子一生中，求學從不滿足，從不懈怠，他的一生就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一生。在孔子看來，學好是教好的前提和基礎，作為教師首先應毫不厭倦地去學習知識，研究學問，隻有掌握了淵博的知識，才能為人師，才能教誨學生。孔子在這方麵的認識和實踐，使他在教育上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培養出了許多有才幹的學生，成為後世之師表。
“敏而好學”，以學為樂，是孔子關於學習的基本態度，認為“好學”是一個人最優良的品質，他自認為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好學”。“子人太廟，每事問”，孔子到了周公廟，每件事情都發問。他求學於野，善於向各種人學習，他曾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問官於郯子，他“不恥下問”，虛心學習，抱著“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的態度向別人求教，即使自己有能力，有時卻去向能力低的人請教，自己知識豐富，有時卻去向知識缺少的人請教，有學問卻像沒有學問的人一樣，滿腹知識卻像空無所有的人一樣。他有句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說，三個人一同走路，其中便一定有可以為我所學習的人：我選取那些優良部分而學習，看出那些不良方麵而改正。他認為能使其擇善者是其正麵老師，能啟發改過從善者就是反麵教員，都可以稱為“師”。這種虛心好學的態度，為他的學習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孔子在學生麵前，從不以教師自居，能放下架子，虛心學習。在孔子看來，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他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青年學生是可敬畏的，怎能斷定他們將來趕不上現在的成年人呢?這是包含有青年人超過老年人，學生超過老師，長江後浪推前浪的發展觀點。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孔子認為當一種正義事業需要人去承擔時，青年一代要敢於勇往直前，責無旁貸，即使在老師麵前也不必謙讓。“當仁不讓於師”。即麵臨著實行仁德的事情，可以不必對老師謙讓，這裏包含著在仁德和正義麵前師生一律平等的思想及“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