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治學精神是十分可貴的，值得我們學習，而孔子的治學方法，也很有價值，孔子認為治學既要“博學於文”，又要“多聞”、“多見”。他認為從實際生活中學習，也是求知的一條重要途徑和方法。在治學中堅持實事求是。在做學問上，如果文獻不足，他就重新考察，從不胡編瞎造，反對道聽途說。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不強不知以為知，這樣做才“是知也”。他反對那種不懂裝懂的學習態度，對那種“本來沒有，卻裝著有；本來空虛，卻裝著充實”的人，他是很反感的，認為這種人不僅永遠不能由不知到知，而且也永遠不能由知到智，是不明智的表現。在治學上，他杜絕了四種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憑空猜測，不絕對肯定，不拘泥固執，不自以為是。他還主張學以致用，學行結合，認為學習探求知識的目的是為了運用知識和修養正身。他說：熟讀了《詩經》300篇，叫他去處理政務，卻行不通；派他去出使外國，卻不能獨立應對；讀得雖多，又有什麼用處呢?不能將知識加以運用或不會運用，等於沒學。孔子還提出了“學而時習之”的學習原則，他注重學習過程中複習和練習這一環節，認為既學又習，邊學邊習，才能搞好學習。他認為學習了，然後再經常溫習、練習、實習，把所學的知識轉化為技能，獲得了成果，內心感到愉快與滿足，不也令人喜悅麼?他還說溫習舊知識，並能從中獲得新的體會，新的見解，這樣的人就可以做老師了。他主張從舊的知識中得到啟發，悟出新的道理來，這涉及到對新舊知識關係的看法，是符合人的認識規律與教學規律的。他認為學習本身是不斷實踐的過程，要反複地學習實踐才能牢固地把握所學的知識，對所學的知識熟練了，融會貫通了，便可舉一反三，告諸往而知來，由已知探求未知。
孔子關於治學的論述也是他教育思想中的精華之一，其反映出的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思想，今天仍可作為借鑒。
孟子
孟母三遷與斷織勸學
孟子名軻，戰國中期(前372～前285)鄒國人。鄒國是與魯國鄰近的一個小國，地點在現在的山東省鄒縣。
孟軻父早死，小時由孟母教養。孟母很注意對孟軻的教育。傳說孟家先住在墳墓附近，孟軻小時候做遊戲就學埋葬死人，孟母惟恐這樣下去對孟軻產生不良的影響，就把家搬到集市附近。孟軻住在集市旁邊，又去學商販叫賣，孟母感到這也不是教育孩子的環境於是又把家遷到學校旁邊，使他便於學習禮儀，孟家最後定居下來了，這就是流傳很久的“孟母三遷”的故事。
據傳孟軻小時候，讀書不努力，貪玩好耍。有一天孟母問他為什麼不好好學習?孟軻說：“我的東西弄丟了，剛去把它找回來。”孟母聽了很生氣，就用刀把機上正在織的布割斷。孟軻又驚又怕地問：“母親為什麼這樣做?”孟母說：“要你用功讀書，就是要你成名。現在你不學習而去玩耍，就像我割裂機上的布一樣，布斷了再也難以接起來了。”此後孟軻懂得刻苦學習了，這也就是流傳已久的“斷織勸學”的故事。《三字經》寫的：“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就是指的這兩個故事。
還有一個“殺豚不欺子”的故事，說的是孟母對孟軻施以誠實不欺的品德教育的故事。有一次，鄰居家磨刀霍霍，正準備殺一頭小豬，孟軻非常好奇，問孟母：“鄰居在幹什麼?”孟母說：“鄰居正在殺豬。”孟軻說：“殺豬幹什麼?”孟母笑了笑，隨口說道：“是給你吃啊!”剛剛說完這句話，孟母就後悔了，心想本來不是為孩子殺的豬，我為什麼要欺騙他呢?這不是教他說謊嗎?為了彌補這一過失，孟母真的買了鄰居的豬肉給孟軻吃了。
無論“孟母三遷”、“斷織勸學”和“殺豚不欺子”故事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如何，但故事所反映的主題思想是與孔子“學而優則仕”以及儒家重視的道德教育傳統思想是一致的，其中包含有重視教育與環境的作用，也包含有重視家庭教育的作用。中國古代有重視家庭教育的傳統，良好的家教是培養人才的一個重要條件。
孟軻稍長，從學於子思的弟子，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孔亻及，所以司馬遷說他“受業子思之門人”。孟軻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春秋》。他雖沒直接受業於子思，確屬於子思學派，後世也稱他與子思一派為“思孟學派”。孟軻以孔子的繼承者自豪，還歎息自己出生晚，他對孔子尊崇備至，說古聖人的行為我可惜都沒有做到，至於我的願望乃是向孔子學習。
孟軻是孔子的崇拜者，他一生的出處進退也與孔子相似。成年以後從事私人講學，中年以後懷著政治抱負遊曆四方，但不見用。晚年回到故鄉從事教學和著述，孟軻的一生，除中年以後有20多年遊曆各國外，主要從事教育事業，他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當作人生的樂事。這是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把“教”與“育”二字聯係起來；也是第一次提出把培養天下優秀人才之事當作人生最大的快樂。孟子的學生留下名字的雖沒有孔子的學生那麼多，但就《孟子》一書所記確切可考的也有10多人，如公孫醜、萬章、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等。
據《孟子》載：孟軻遊曆各國時跟隨的車輛數十，從者數百，可見他的學生和隨從還是不少的。對於諸侯，他是很傲氣的，他認為向諸侯進言，就得輕視他們，不要把高高在上的諸侯地位放在眼裏，即不被權貴們的威勢所嚇倒而挫傷了說者的鬥爭勇氣。權貴們有財富、爵位，而我有仁義道德和學問，我為什麼覺得比他們少了什麼呢?公然表示與國君分庭抗禮，可見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是相當解放的。所以當時知識分子能夠在文化學術領域縱橫馳騁，少有顧忌。孟子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意思是說，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在今日的社會裏，除了我還有誰呢?我為什麼不快樂呢?這句話表現了孟子的膽識、氣魄、曆史責任感和使命感。
當時齊國的國都臨淄設有“稷下學宮”，招攬各國著名學者到學宮講學，一時成為四方學者薈萃之地。它雖是國家辦的學校，但不同於西周的官學，而是專為延聘各家各派學者來齊國講學而開設的，為各家各派提供自由爭辯的公共講壇，實際上是一所兼容並蓄各個學派的學府，包括儒、道、法、名、陰陽各家和“學無所主”的學者，孟子曾遊學於此，並備受優禮和尊重。
孟子是繼孔子之後的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被以後的封建統治者尊奉為僅次於孔子的“亞聖”。後人把孔孟的主張合起來稱之為“孔孟之道”。
晚年孟子回到家鄉從事教學，同他的弟子公孫醜、萬章等一起把他的言論編成《孟子》7篇。《孟子》與《論語》一樣，也是語錄體。各篇章之間無必然聯係。但其對問題的闡述，富有較強的邏輯性，具有論說的特點，其中有精細的刻劃，生動的比喻，流暢的文字，曲折盡情，波瀾壯闊，這說明戰國時代，學術思想界的形象思維與理論思維的水平都大大提高了。孟子自稱“好辯”，也是戰國中期著名的辯論家。《孟子》同《論語》一樣，是研究先秦教育思想的重要著作。《孟子》這部書的主要內容是講政治與教育問題，其哲學觀點也是從道德倫理問題出發而展開的，很值得我們一讀。
講道德，說仁義
《三字經》說：“《孟子》者，七篇止，講道德，說仁義。”僅12個字，概括了《孟子》這本書的中心思想，亦突出了孟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強調了‘仁義道德”的教育。
孟子在興辦教育的過程中，十分重觀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他認為教育是仁政的一部分，沒有教育，仁政是不能實現的，而進行道德教育能使君主大臣明人倫，老百姓們親愛相處，這是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他說過：如果居上之人不懂禮義，居下之人不知學習仁義道德，則易於為亂，違法亂紀的人都起來了，害民之事就會層出不窮，國家滅亡即在旦夕，沒有多長時候了。所以他在講了一番仁政(包括經濟措施)之後就說，必須設立學校(庠、序)，進行孝、悌、忠、信等方麵的教育，有了這樣受過教育的人民，就可以戰敗秦、楚那些強國，可以得天下。
“性善論”是孟子的道德教育思想的心理基礎。孟子認為人的本性就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在於保持善性，培養善性，擴充善性，並排斥環境中壞事情的汙染和損害。孟子的“性善論”的基本觀點是：人生來就有“良知”、“良能”，人人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四種萌芽——“四端”，並人人具有由這“四端”發展而成的“仁、義、禮、智”四種道德。他把這些道德觀念說成是天賦的，不是由於外人給予的，是與身俱來的，隻要把已經失去的善心收回來就夠了。孟子認定教育的作用並不是要自外注人一個人本來就沒有的東西，隻是在於把人天賦的善端加以保持、培養、擴充、發展，或把已經喪失的善端找回來，排斥環境中的汙染和損害，啟發一個人恢複天賦的道德觀念，促使其對固有善端的自覺，使之發揚光大，而成為道德上的完人。
孟子認為凡是人類都具有先天的德性，好像有口都能識味，有耳都能聽音，有目都能觀色一樣，有心便都能識理義，他把這稱之為“同類性”，並認為聖人和我們同類，具有同樣的心，所以他說：“人皆可以為堯舜”。這樣就得出了一個人人平等的結論。這不但論證了人人都可接受教育，都有培養成為聖賢的可能性，而且也反映了孟子的自然主義的教育思想的傾向。人人隻要按照自然的天性，給以良好的環境和教育，如同種莊稼一樣，給以充分的陽光雨露，如同種樹造林一樣，不要常去砍伐，就都能生長得很好。這裏包含著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思想，內因雖有善質，但還要靠外部的環境和教育的作用，這是孟子從“性善論”觀點出發論證教育作用的合理因素。
在道德教育中，孟子注重培養舍生取義的精神。孔子在教育中注重“仁”，而孟子在教育中注重“義”。如孔子曰“殺身成仁”，孟子則說“舍生取義”。孟子認為無論做什麼事應看它當為還是不當為。兩樣東西你都想要，但總要放棄一樣，取其中的一樣。如生命和道義都是我所喜歡的，如果二者不能並有，即使犧牲生命，也要保全道義。生死與榮辱發生矛盾時，誌士仁人寧願光榮而死，不願屈辱而生。死雖可惡，但還有比死更可惡的行為，就不應避死而苟活，那就要舍掉個人的幸福以至生命，實現其道德理想。可見孟子認為道德生活比個人幸福、比個人生命都重要。這種道德境界，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中華民族曆史上出現過許多民族英雄，與孔孟成仁取義的教導不無關係。
孟子根據“取義”提出了大丈夫的標準，他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意思是說，高官厚祿收買不了，貧窮困苦折磨不了，強暴武力威脅不了，這就是所謂“大丈夫”，即有誌氣有作為的人。孟子認為，隻有這樣的人，經得起富貴。貧賤和暴力的考驗，才能自覺地為實現仁政理想而獻身，才能把道德規範的認識轉化為自己的堅強信念。這條著名格言是後人經常提起作為自勉或教育青年的，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寫照。
由於孟子把道德歸於天賦，所以他的道德教育方法偏重於存心養性、寡欲和自反等方麵。他同孔子一樣要求“立誌”，其內容便是誌於仁義，有了仁義的誌向還要能保持不變，這叫做“持誌”。他認為能立誌、持誌的人，才能“養氣”。他很重視“氣”，但“氣”要由“誌”來統帥，有了“氣”才會有實行仁義的勇氣。孟子自稱他善於“養吾浩然之氣”，他的功夫就是平日能“集義”、“積善”。經過長期鍛煉與積累就產生了一種“至大至剛”的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這種話聽起來好像有點神秘色彩，其實是有道理的。我們常講“士氣”、“民氣”、“朝氣”、“勇氣”、“一鼓作氣”等，主要是我們平日行事有理有義，或者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或者胸懷符合人民利益的遠大理想。
孟子注重存心養性，是因為他認為人的賢與不賢，決定於他對先天的善端能否“存”、“養”和“擴充”，所以不可放蕩，放了心就要收回來，如果誠實無虛地做到了這些，那就是最大的快樂。孟子強調寡欲，如果寡欲，即使失去了一些善心也不會多；如果多欲，即使能保存一些善心也就不多了。他主張寡欲而不是滅欲，滅欲是不對的，人不可能完全沒有欲望，正當的欲望是無害的，有時還是推進社會進步的動力。孟子還認為人會有過，改了就好，不要老是追究。他指出人的禍福都是自己求得的，什麼事都要“反求諸己”，譬如你愛別人，可是別人還是不來親近你，你就該反問自己仁義之心是否不夠；你擔任治理國家的工作，但是社會治安紀律卻不好，那就要反問自己采取的辦法是否不明智；你以禮貌待人，但人家不答理你，那你就應該反問自己的謙恭是否合適。任何行為如果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便要反躬自責，他還警告人們不要“自作孽”，凡是自作孽的人必然得到惡報，無法挽救了。此外他還進一步要求人們“與人為善”、“善與人同”，要求廣泛地向周圍學習，吸取所有的善集合到自己身上，並以此為快樂。認為這種主動、積極的“樂善”精神，推動著互相幫助，大家共同為善。
孟子在道德教育中還注意意誌鍛煉，他不像孔子那樣重視感情的陶冶，而是特別注重挫折教育，在實踐中進行意誌磨煉。他認為一個人的道德、聰明和才智，都是在艱苦和患難中鍛煉出來的。他曆數傳統中的堯、舜、管仲、孫叔敖、百裏奚等任大事者，說明人才都是在艱苦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說將要擔任重大責任的人，應當先經過一番艱苦鍛煉，必先使自己的心誌受到磨煉，筋骨受過勞累，體膚受過饑餓，身邊時常缺資少粕，不能任意行動，這樣才能震動他的心魄，堅韌他的性格，增加他忍受的能力，有了過失才能改，經過迷惑和思慮才能有所作為。孟子說：“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憂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樂足以使人死亡。他還教導學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逆境時要獨善其身，順境時要兼善天下。孟子把在實踐中進行意誌鍛煉當作造就一個偉大人物的必備條件，這是很有意義的。孟子的這些道德格言是我們在社會生活中經常看到的，也是我們在道德教育中可以借鑒的。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孟子認為“善教”是“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他認為良好的政治趕不上良好的教育那樣獲得民心，良好的教育可以得到百姓的擁護。所以他把教育看得比政治還重要，終身為之傾心盡力。他明確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為自己一生的最大樂趣之一。雖然他曾批評過那些“好為人師”的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但他自己卻還是尊重老師，重觀教育，並樂於做一名受學生愛戴的好敦師。
孟子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與方法。
在教學方法上，他和孔子一樣強調因材施教、啟發誘導。他認為對學生的教育，應采取有德者成其德，有才者成其才，有的學生可以用自己的言語行動示範教育他，有的學生則不去做具體指導，讓他自悟，自己明白道理進而努力上進。他認為教師能自如地采取因人而宜的教學方法，教學便可收到圓滿的效果。孟子在啟發誘導時，采取對學生“引而不發”的態度，像射箭那樣以躍躍欲試的姿態去啟發學生，在教學中，他不急於把答案告訴學生，而是引導學生自己思考，自己解疑，激發學生勇敢進取的學習精神，如他教育弟子學習必須持之以恒，就以掘井打比方：一口井打了很深，但還沒有打出水來，如果不堅持打下去，這口井就報廢了。他說學習也是這樣，沒有堅持精神，就會半途而廢，徒勞無功。
在教學方法上，孟子還強調循序漸進的原則。他說，教學過程如同流水一樣，必須“盈科而後進”，意思是說流水遇到坎坷時，必須等水盈滿之後才能繼續往前進行。他還講了一個宋國人“拔苗助長”的故事，這個宋國人擔心禾苗不長而一一拔高，疲倦地回到家裏，對家裏人說，今天我累壞了，幫助禾苗生長了。他兒子趕快跑去一看，禾苗都枯槁了。孟子認為違背客觀規律地去幫助禾苗生長的人，這種助長行為，不但無益，反而有害。他以禾苗的自然生長來比喻人在受教育過程中的發展，他一方麵主張盡力耕耘，反對放任自流，另一方麵又反對拔苗助長，反對急躁冒進，急於求成。要求教學過程中遵循客觀規律，腳踏實地循序漸進。
葉聖陶先生生前很讚成孔孟的一些教學方法，他寫了一首詩：“找到根源古有雲，憤悱啟發最精純。揠苗刻板都拋卻，樂育全新一代人。”他主張現代教育應吸取古代孔孟的啟發誘導、反對拔苗助長等優良的教育方法。
孟子認為在引導學生如何學習上，除了要專心致誌、堅持不懈、由博返約外，尤其提出要主動自得。孟子認為學習應有主動性，要自覺地去學習才會有所得。因為被動的學習是外力強加的知識，內心並無所求，亦無所得，隻有自覺主動地刻苦鑽研，才能透徹地理解自己所學的知識，運用的時候才能左右逢源。為了啟發學生主動自得，孟子很注意培養學生大膽懷疑的精神，他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完全相信書，還不如沒有書。他還認為學習中要靠思考，“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大膽存疑，獨立思考，才能獲得真知灼見。為了讓學生學會獨立思考，他平時教學就注意有意識地引導學生。有一次，他講男女不親手接東西是禮時，就說：“如果見到嫂子掉到水裏，而不伸手去拉她，把她救起來，那就是豺狼了，從何談禮呢?”孟子不僅提出了倫理道德的新見解，而且還幫助學生克服呆讀死記的弊病，活躍了學生的思維。
在教學語言上，孟子可說是一位大師。在先秦諸子中，他是以能言善辯著稱的。他犀利的語言和敏銳的洞察力往往使論敵歎服，而在教導學生時，他的語言卻變得委婉淺顯、通俗易懂，他常常以一些生動的小故事來說明深刻的道理。如“拔苗助長”、“五十步笑百步”、“緣木求魚”、“專心致誌”、“得道多助”、“杯水車薪”、“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等等。他說當一個教師，應“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你想教導別人，必先使自己明白，然後再去教別人明白，如果你自己還糊裏糊塗，怎樣使別人明白呢?這話是何等的深刻。在《孟子》一書中，用較恰當的比喻來說明問題的地方，不下數十處，可見善於比喻、深入淺出是孟子教學語言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