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教育家2
董仲舒
董仲舒其人其書
董仲舒(前179～前104)廣川(今河北省景縣)人，是西漢著名的儒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有漢代“孔子”之稱。
他出生於一個田連阡陌、牛馬成群、家有大批藏書的富人家庭。自幼勤讀儒學，“三年不窺園”，連家裏的花園看也不看，專心向學，經常騎的馬不去分辨雌雄，他喜鑽研書本，達到如癡若愚的程度。中年收徒講學，“下帷講誦”，講學時，掛上一幅帷幔，他在帷幔裏邊講，學生在帷幔外邊聽。招的學生多了，有時就叫他的得意門生轉相傳授。他的聲譽大，漢景帝時，他因專精《春秋》經而被選任為博土，但漢景帝崇尚黃老道家學說，朝廷不太重視他，他無事可做，仍教書授徒。
漢武帝即位後，讓全國上下推薦人才以備谘詢，建元元年(前140)時，董仲舒39歲，被漢武帝召見，武帝接連對他進行了三次策問，基本內容是關於天人關係，也稱為“天人三策”，他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創太學”、“改革選士製度”、“興教化、正萬民”等重大決策，同時還論證了天人關係、天人感應、神權與君權的關係等重大問題。漢武帝對他的意見十分讚許。
對策後，董仲舒被派到江都易王劉非那裏任國相。劉非是漢武帝的哥哥，是一個十分粗暴、蠻橫、野心勃勃的武夫，劉非知道董仲舒是當時聲望很高、舉國知名的大知識分子，因而對董仲舒格外尊重與重視，想讓董仲舒輔助他推翻漢武帝、篡奪中央政權。董仲舒規勸劉非，對劉非講了《春秋》經中維護“大一統”的精神，暗示他不要稱霸，並對劉非講：“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思是說，做為“仁人”，應重義忘利，一個仁者要盡量以道義來端正自己，不要去追求個人物質利益，要盡量光明美化封建道德，不要去計較個人得失。董仲舒認為重要的是國家整體的“道義”，而不是局部的或個人的“功利”。實際上是規勸劉非一類應放棄過多的特權，不要鬧分裂，應服從中央朝廷長遠的統一的根本的利益。
公元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長陵高園殿發生了大火。不久遼東的高廟也發生了大火。董仲舒認為這是宣揚天人感應、災異迷信的好機會，他不顧身患重病，匆匆忙忙起草了一份奏章，他想借這兩次大火說明上天已經對漢武帝發怒，“首勸其(武帝)殺骨肉大臣”。正巧中大夫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主父偃趁董仲舒不注意把其奏章草稿偷走了，交給漢武帝。武帝看後大怒，要殺董仲舒，幸虧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等苦苦哀求，才免於一死，但董仲舒的江都易王相被罷免了。從此他又回到家鄉從事教書活動。
公元前125年，董仲舒又做了膠西王劉端的國相。劉端也是漢武帝的哥哥，比劉非更凶殘、蠻橫，過去不少做他國相的人都被殺掉或毒死。劉端對董仲舒還比較尊重，因為董仲舒是全國知名的大儒，劉端也想依靠董仲舒輔助，使他稱王稱霸。但董仲舒一直提心吊膽，小心謹慎，唯恐在這裏時間長了遭到不測，於公元前121年以年老有病為由辭職回家，從此結束了他的做官生涯。
董仲舒晚年，諸事不問，隻是埋頭寫作與教書，但朝廷有大事，仍派專人向他請教。死後葬於京師長安西郊，有一次漢武帝經過他的墓地，為了表彰他為漢朝廷的效勞盡忠，特下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為“下馬陵”(在今西安市和平門內迤西一段地區)。
董仲舒的著作很多，但絕大部分失傳了。流傳至今的隻有一本《春秋繁露》和《史記·儒林列傳》、《漢書·董仲舒傳》中的有關資料。“繁露”，是王冕前後所懸的玉串，有聯貫之意，以此比做《春秋》經的屬辭比事。《春秋繁露》就是董仲舒對《春秋》經有關內容的解釋和發揮，或許是他講學的部分講稿。《天人三策》又稱《舉賢良對策》，附在《漢書·董仲舒傳》之後，漢武帝與董仲舒一問一答，是很寶貴的思想資料。
“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董仲舒學識淵博，弟子眾多，為皇帝所賞識，在他接受漢武帝親試“賢良”之士的三次策問中，為漢王朝提出了文教政策的建議。他繼承了孔孟的“德治”、“仁政”思想，並賦予神學觀點，用“天人感應”之說，宣稱天是至上的主宰與君權神授的思想，又講天道有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意尊陽而卑陰，重德教而不重刑罰，他把教育當做國家的大事，十分重視教育的作用，指出：“南麵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意思是說，王者在治理天下時，沒有不把教育當作主要任務的。
為了加強思想的統一，董仲舒對漢武帝建議“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他認為重視統一是天地不變的原則，凡不屬於六經和孔子的學術的，都一律禁止，不許齊頭並進，這樣邪僻的學說消滅，然後學術的係統可以統一，法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所應走的方向了。他明確提出以“獨尊儒術”作為統一的指導思想，用來維護封建中央集權的大一統，而使臣民知其所守與所從，這最適合於加強封建中央皇權和鞏固封建製度一統天下的事業，因此遂被漢武帝所采納，作為漢王朝統一的政治指導思想和文教政策的主旨。
為了培養和選拔精通儒經的人才，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開創太學以培養賢士，他說，乎日不養士而想要求賢，就好像不雕刻玉而要求玉有文采一樣，那是辦不到的。所以他說培養人才沒有比辦好太學更為重要的了，太學是賢士所由出，教化的本源。他建議漢武帝興辦太學，聘請高明的教師來教養天下的人才，常考核他們，發展他們的才能，那麼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漢武帝采納了這一建議，於公元前124年下詔在京師長安正式設立了太學，以儒經博士為學官——專職教授，招收弟子50名，授以儒經，為國家培養官吏。這便是漢代正式成立太學之始。商周時代我國雖然已有了大學的初步形式，但嚴格地說，以傳授知識、研究專門學問為主要內容的最高學府，卻是從漢武帝時創立的太學開始的。所以由董仲舒建議漢武帝設立太學的舉動，在中國教育史乃至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有重要意義。漢代太學與歐洲的雅典大學、亞曆山大裏亞大學等同處於最古老的地位。
然而設太學以培養人才，周期較長，且人數有限，因此董仲舒又提出了“選士”辦法，即建議各級官員重視發現、推薦和選拔社會上既有的人才，並建議各級官員所選拔的人才如屬賢才則有賞，所選的人才如不肖則有罰。而且董仲舒還注意到在實踐中考察人才的賢德與才能，主張度量了才能再給他們以官職，考察了德行再來給他們以職位，反對憑資曆、熬年頭、論資排輩，不要以日月的積累計功，這也是很有價值的思想。由於培養人才和選拔人才雙管齊下，故能遍得天下之賢才。這種培養與選拔相結合、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同步前進的思想，不僅對封建時代的教育發生了重大影響，對今天我們改革教育、培養和選拔人才也是有啟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