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小尾郊一先生梳理玄言到山水的流變，認為，“蘭亭人士愛好作為散懷場所的山水，同時也開始愛好美麗的山水。強調散懷時，便表現為玄風詩；著眼於美麗的山水時，便表現為山水詩。……正如‘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所說的，莊老和山水是同時出現的。雖說在蘭亭詩中是前者重而後者輕，但不久以後就變得前者輕而後者重了”。這段話很值得推敲。第一，山水是散懷的處所，為了給情感降溫，就到山水中去。第二，開始愛好山水。第三，在情感和山水間的不同側重，就有了玄言詩和山水詩的區分。第四，玄言詩和山水詩是同時出現的。他理解的“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不過是同時罷了，並不是非要玄言詩退場，山水詩方才登場。顯然，小尾先生是個折中論者，可能大多數學者會有意無意地來這樣處理兩者的關係。
其實清人沈曾植早就不滿意劉勰的論斷，說：
元嘉關如何通法，但將右軍蘭亭詩與康樂山水詩，打並一氣讀。劉彥和言：“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意存軒輊，此二語便墮齊、梁人身分。須知以來書意筆色三語判之，山水即是色，莊老即是意；色即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筆則空、假、中三諦之中，亦即遍計、依他、圓成三性之圓成實性也。康樂總山水莊老之大成，開其先支道林。
沈氏所雲“元嘉關”就是元嘉時期的詩歌，為了通這一關，他建議將西晉永和九年的王羲之蘭亭詩與東晉劉宋元嘉年間謝靈運的山水詩一起讀，此一往前推的策略意在從玄言詩的構成上討論山水之於玄言的重要性。沈氏引入佛教的語彙，判山水為色、境、事，莊老為意、智、理，兩兩相即，以此批駁劉勰“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之說。這裏，尤其要重視“境”一詞，山水是境，理即融於其中。這意味著，玄言詩和山水詩的讀法要變，不能沿用比興的讀法了，也不能再以抒情為目的了。
近人馬一浮也駁山水與玄言對立論，說：
劉彥和乃謂“莊老告退，山水方滋”，殊非解人語。自來義味玄言，無不寄之山水。如逸少、林公、淵明、康樂，故當把手共行。知此意者，可與言詩、可與論書法矣。
對玄言詩來講，山水並不是可有可無的，其千變萬化恰對應著理的不變，而不變之理即在山水之中悟得。在此一思理之下，王羲之、支道林、陶淵明與謝靈運是一派的。
上麵三位學者對劉勰“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之說的懷疑和批駁，如果我們把它置入一個更大的時代背景，即從漢儒解詩的經學時代向玄學（佛學）時代的轉換去看，那麼他們顯然是有道理的。山水詩並不是從緣情詩平滑發展而來，即並非從曹操詩的自然描寫開始，詩人漸漸更多地關注自然，詩歌漸漸更多地描寫自然，最後水到渠成，到了大謝，山水詩就從緣情詩中自然生長出來了。恰恰相反，山水的審美意識孕育於玄學的語境之中，在此語境中緣情衝動受到了壓抑，理境卻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它並不幹枯、乏味、艱澀和無文，雖然相對緣情詩而言，或許是這樣，但那隻不過是讀詩的角度問題。這裏，我可以提供一個旁證，《世說新語》一書的主角們正是玄言詩的主角們，幾乎一個都不差。我們讀《世說新語》，絕不會有鍾嶸批評玄言詩的“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詩品序》）之感，那種理智、簡約、生動的美，卻固然是不能以緣情衝動來衡量的。《世說新語·賞譽》所記玄言詩領袖孫綽的名言：“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難道是戲言！是不是應該說，山水詩正是從玄言詩中生長出來了，或者，山水詩其實是和玄言詩一起受孕的。那麼，它們的母親是誰呢？是玄學。大謝山水詩的成功，標誌著詩學上經學時代的終結，玄學時代的全盛和佛學時代的開啟，雖然詩學家們其實並不想真正從經學撤退，如劉勰、鍾嶸輩。
以上是我重溫國平的論文引發的一些感想。把它們記下來，作為最近思想變化的記錄。
2010年7月於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