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中表現的生命悲情主義，導致其抒情方式是時間意識對空間物事的統率。從審美經驗的嬗變來看，曹操行旅詩中所表現出的主體對自然的崇高審美體驗，是一種新的感性經驗。而建安行旅詩的一般風格還是延續《古詩十九首》以來的哀愁抒情傳統。徐幹的行旅詩中出現連續的景句作為起興句，這一新趨勢在西晉被潘嶽、陸機等詩人進一步推進，刻意經營局部景句，形成事—景—情三節結構式。
曹植、曹丕兄弟和建安七子們在西園所作的公宴詩和遊覽詩具有相同的遊戲審美品格。在竹林舉行宴樂活動的竹林七賢沉浸於本體世界，對外在自然界缺乏美學關懷。荀勖《三月三日從華林園詩》的體物方式中“觀”與“想”平分，意外地開啟了東晉三月三日禊遊的詩歌傳統。在解讀潘嶽、石崇有關金穀的作品的過程中，筆者發現此期遊覽詩表現出漸近自然的審美取向。在以“三月三日”為主題的一係列後期遊覽詩中，抒情主體的自然山水取向更加明晰。
到招隱詩和遊仙詩，自然在詩歌中展現其遠離人寰的陌生化和間距化的麵向。招隱詩中抒情主體基於想象的自然山林態度，經曆由恐懼到隔膜到親和再到適性的四度嬗變。遊仙詩發展到郭璞，實現了仙境山林化，抒情主體將審美視野轉向方內的自然山林水澤，並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仙界之縹緲靈動的非人間性。
玄言詩沿著遊覽詩漸近自然的路數走來，審美主體終於能置身大自然直觀山水，呈現作為景的山水形態。由於作為詩歌本體的感性情感體驗被理悟玄思所置換，審美主體的詩性體驗被引向形而上的本體之悟，自然山水在玄言詩中成為闡發理思的充足媒介。於此，山水詩審美經驗中的直觀自然山水和情感消散的美學特質在玄言詩裏得到實現。
經由七個詩類、四個階段的漸進、分步演化，山水審美經驗所包含的全部感性經驗質素和創作修辭技巧在這些演化中得到全麵曆練和養成。包括山水詩在內的山水藝術的曆史出場，已經是足音可聞了。
在這個焦慮與漠然交織的“利化”泛濫與深植的時代，本書清理山水詩前史、探尋中國古人與自然的基本感性經驗的生成演化之跡，似乎顯得不合時宜。但是，作為象牙塔之學，筆者希冀本書在引發關於中國傳統審美經驗的想象力的同時，作為把玩讀物，亦能使普通讀者在閱讀中增添一份安放心靈的憑依、心平氣和的涵養和詩意棲居的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