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將《三月三日蘭亭詩序》與王羲之為這次蘭亭禊集所作《蘭亭詩二首》中的五言詩比照閱讀：
悠悠大象運，輪轉無停際。陶化非吾因，去來非吾製。宗統竟安在，即順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適足纏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遙良辰會。
三春啟群品，寄暢在所因。仰望碧天際，俯磐綠水濱。寥朗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
猗與二三子，莫匪齊所托。造真探玄根，涉世若過客。前識非所期，虛室是我宅。遠想千載外，何必謝曩昔。相與無相與，形骸自脫落。
鑒明去塵垢，止則鄙吝生。體之固未易，三觴解天刑。方寸無停主，矜伐將自平。雖無絲與竹，玄泉有清聲。雖無嘯與歌，詠言有餘馨。取樂在一朝，寄之齊千齡。
合散固其常，修短定無始。造新不暫停，一往不再起。於今為神奇，信宿同塵滓。誰能無此慨，散之在推理。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
細讀這組玄言詩，除“逍遙良辰會”，“三春啟群品”，“玄泉有清聲”和“仰望碧天際，俯磐綠水濱”等具有時間、地點和動作（觀看）提示性質外，我們幾乎很難找到純粹寫景句甚至真正敘事句。在這等“逍遙良辰會”的禊集盛事與流觴雅集活動中，王羲之卻沒有向我們描述其“寓目”所見之美景，而是推衍、申說一種蕭疏、簡遠、自得的幽玄理思，讓人體會到玄妙幽深的形而上意味。而“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迤攜齊契，散懷一丘”，則明白告訴我們這些篇什確實是諸人齊集蘭亭的散懷之作。與庾闡由景悟理的玄言詩套路不同，王羲之的《蘭亭詩二首》讓我們領略的是另一類玄言詩的結構模式，即通篇玄悟。這類直接悟理的玄言詩，在外在形式結構上迥異於景一理二節式玄言詩歌模式，但在精神實質上二者是彙通的。首先，創作主體置身的氛圍或者說麵對的對象一樣，即都是自然山水；其次，二者都抒發道學——老莊式自得逍遙、和光同塵式方外理思。所不同的是，全篇理思的玄言詩沒有經曆由景入理的過程，而是上手直接入理，這實際上是玄言詩中玄言加重、加深的標誌。如前所述，玄言詩中的景句不過充當引申玄理的媒介或工具而已。但是，隨著玄言詩的發展，以景句作為鋪墊已顯得無甚重要了，正如《莊子·外物》所謂：“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玄言詩對理之筌蹄——景句的舍棄建基於對玄理的深諳，麵對自然山水，創作主體內心自然而然地升騰起某種玄悟界麵，從而使景的描述成為贅物。詩人在“寓目”的當下心中便“理自成”，自然山水作為視覺前景被懸置，在自性“獨化”中達於玄冥之境。因為，對象性自然山水的（審美）認知與描述，反而給此處王羲之玄言詩“玄同彼我”的精神境界設置了隔膜與障礙。
在王羲之《蘭亭詩二首》中除了可以理出一般論者所認為的受當時彌漫的玄風浸染以外，如“未若任所遇，逍遙良辰會”，“寓目理自陳”，“造真探玄根，涉世若過客”，“玄泉有清聲”和“誰能無此慨，散之在推理”等詩句，更出現就當時而言屬於前衛的佛禪詞彙：“前識非所期”之“前識”，“鑒明去塵垢”之“鑒明”和“去塵垢”等。這些詞彙的使用說明當時盛行的玄學與漸成氣候的佛禪已經浸淫入詩，有二者合流的跡象，使偏向外指性感性物象的詩思朝內轉向深沉的形而上學之思，這一理思偏執路線的延續無疑在消解著遊覽詩的審美特性。於是，在這組詩中我們更多讀到的便是形而上的人生感喟，時而任真放達，時而悲從中來，而其“散懷一丘”的“暢懷”——審美體驗始終無法讓人體會到。王羲之另一首《答許詢詩》應該也是寫蘭亭禊集事，則出現兩個景句“清泠澗下瀨，曆落鬆竹鬆”，就算是完成了“寄暢”山水感性傳達，而迅速轉入“靜照忘求”的內心體悟中去了。
根據王羲之《三月三日蘭亭詩序》“群賢畢至，少長鹹集”透露的消息，我們知道此次蘭亭禊集人數之眾，參加者在蘭亭清溪兩旁席地而坐，將盛了酒的觴放在溪中，由上遊浮水徐徐而下，經過彎彎曲曲的溪流，觴在誰的麵前打轉或停下，誰就得即興賦詩並飲酒。在他的另一篇文字中給出了更為詳細的信息：“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六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鬥。”不難計算出，此次曲水禊集流觴雅集算上王羲之本人共有42人參加，其中26人賦詩，16人不能賦詩而遭罰酒三鬥。而宋代施宿的《會稽誌》卷十為“流觴曲水”做了更為詳盡的記載：
《天章寺碑》雲：羲之、謝安、謝萬、孫綽、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嶠之、郗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曹華平、桓偉、王玄之、王蘊之、王渙之各賦詩，合二十六人。謝瑰、卞迪、丘髦、王獻之、羊模、孔熾、劉密、虞穀、勞夷、後綿、華耆、謝藤、任儗、呂係、呂本、曹禮，詩不成，罰三觥，合十六人。
此處統計的人數與前麵材料中的人數一致。353年（永和九年），王羲之與孫統、孫綽、謝安、支遁等友人共42人在浙江會稽蘭亭以“修禊事”為由頭舉行得風流的“流觴曲水”詩酒活動。這次流觴遊戲有11人各作詩兩篇，15人各作詩一篇，16人沒有作出詩，各罰酒三鬥（觥）。王羲之將這些詩集起來，用蠶繭紙、鼠須筆揮毫作序，乘興而書，成文為不朽名篇《蘭亭集序》。該序記錄的“流觴曲水”的盛況，被視為東晉士官雅致生活的標誌性畫麵。那種弦歌不絕、詩性風流及吟風弄月、任性而為，體現出古代精英階層特有的文化品位和人格修養。琴棋書畫、品茗鬥酒等，往往互為催化，相得益彰。難能可貴的是，此處給出了禊集中賦詩與不賦詩者的具體名單，言之鑿鑿。
下麵我們以此名單為文獻依據，對蘭亭詩進行整體考察。首先，我們來看同遊的謝安的《蘭亭詩二首》其二的結構模式：
相與欣佳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陽景，微風翼輕航。醇醪陶丹府，兀若遊羲唐。萬殊混一離，安複覺彭殤。
謝氏蘭亭玄言詩是三節式抒情模式，開篇敘述集遊的喜悅，然後到精致的景句，最後轉入形而上的深沉玄思中，情感狀態也由高趨低以至於無，即情—景—理三節抒情模式。其次，蘭亭禊集玄言詩還有直接由景入理的作品：
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皋。鶯語吟修竹，遊鱗戲瀾濤。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孫綽《蘭亭詩二首》）
鬆竹挺岩崖，幽澗激清流。消散肆情誌，酣暢豁滯憂。
（王玄之《蘭亭詩》）
玄言詩作為“理過其辭”的言理詩類，在蘭亭詩中當然也不乏全篇言理之作，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王羲之《蘭亭詩二首》之“猗與二三子”外，還可以列舉出：
望岩懷逸緒，臨流想齊莊。誰雲真風絕，千載有餘芳。
（孫嗣《蘭亭詩》）
仰想虛舟說，俯歎世上寶。朝榮誰雲樂，夕弊理自因。
（庾蘊《蘭亭詩》）
蘭亭詩中也有全篇寫景之作：
地主觀山水，仰尋幽人蹤。回沼激中逵，疏竹間修桐。因流轉輕殤，泠風飄落鬆。時禽吟長澗，萬籟吹連峰。
（孫統《蘭亭詩二首》）
司契卷陰旗，句芒舒陽旌。靈液被九區，風光扇鮮榮。碧林輝英翠，紅葩摧新莖。翔禽撫翰遊，騰鱗躍清泠。
（謝萬《蘭亭詩二首》）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整體勾勒了玄言詩的四類抒情結構類型，即情一景—理型、景—理型、純粹言理型和全篇寫景型。前三類玄言詩的終極取向都走向了感悟玄理，在全篇寫景型中，詩歌以自然山水為描寫對象，全力傳達山水本身的自然、靈動與情趣的形態，與世俗人寰之塵滓和現實社會之醜陋產生巨大反差，就在這種山水一塵世的間隔中導向玄學人格本體，所謂“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玄會”。再有，在蘭亭玄言詩的四類結構分布中，第一種類型即情—景—理型，即以情為前導（盡管最終還是走向理悟）的玄言詩在數量上顯得特別少，似乎隻能找到上文所列舉的謝安的《蘭亭詩二首》其二；而其他三類詩歌根本與情無涉。這就牽扯出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重大轉變，即玄言詩的玄理取向是以對詩歌情感的排斥、抗拒為代價的。也就是說，在玄言詩中由於玄理的介入，使詩歌情感在中國詩歌史上第一次遭到消解或懸置：
寂坐挹虛恬，運目情四豁。
（庾闡《衡山詩》）
寥朗無厓觀，寓目理自陳。
（王羲之《蘭亭詩二首》）
斖斖玄思得，濯濯情累除。
（許詢《農裏詩》）
詩人置身於浩渺無涯的自然山水，在寂坐中拾挹起老莊式虛靜恬淡，在運目四顧之際遂情感空豁，或在無盡的山水觀望中，目光所觸，處處皆蘊涵玄理。玄思既得，作為一種無盡負累與糾纏的情感即被消除。也就是在身曆目觀自然山水的過程中“冥然玄會”，山水變得虛淡空靈，此時成為負累的情感（“情累”）沒有了它的存在必要而遭驅散。於是，作為感性體驗成果的詩歌被玄理所充斥，情感本體為理思所替換。如此一來，玄理在玄言詩中不僅據有一席之地，而且排斥、取代情感，此即孫綽所雲“理苟皆是，何累於情”。這將王弼所說的“以情從理”（何劭《王弼傳》），即以理製情，推向了極致。而黃侃先生對孫綽、許詢詩歌中情感蕭淡的意義這樣認為：“若孫、許之詩，但陳要妙，情既離乎比興，體有近於伽陀，徒以風會所趨，仿效日眾。”此處給出如下信息：第一，孫、許不以比興鋪陳情感；第二，二人的詩歌有偈語意味，伽陀即佛教偈語；第三，孫、許的創作在當時是主流詩歌形式，有不少人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