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言詩在東晉大興，全麵超越從曹魏到西晉各個曆史時期的該詩體的創作，將玄言詩的美學特質及其致命短處演繹到無以複加的極致。一方麵，固然與詩體的曆史邏輯沿革關係密切，另一方麵，更為重要的無疑是此期深刻的社會思潮作用於詩歌的產物。東晉社會思潮的主導傾向無疑籠罩在玄學氛圍中，不過玄學到東晉有了新的演進，士人利用名教和自然的和合來調和與外部世界的矛盾，史論中人紛紛以自然與名教合一的模式進行人格建構。東晉的名教與自然合一模式與正始玄學領袖何宴、王弼倡導的名教與自然合一學說存在較大差異。何、王倡導的自然與名教合一說意在為名教尋找合法性的根據，因而更近乎是一種政治哲學的演繹（到曹魏末被竹林名士阮籍、嵇康倡導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所揚棄）。東晉的名教與自然合一模式，其實也可表述為元康時期向秀、郭象提倡的“名教即自然”說，取向於寂然獨化的自然人格。這種自然人格在過江後的江左自然中找到了極佳的建構媒介——秀美山水，即在自然山水體悟中消散、淡化慷慨磊落的情懷與生命不能承受之焦慮，並以山水物色來表達蕭朗疏散、曠淡清遠的玄理之悟。由此可見，從審美經驗的嬗變——從產生一種具有新感性經驗的層麵，來審視玄言詩的美學史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麵：其一，以自然的視角發現並呈現自然界的原生山水，更以之作為體驗自然的媒介與替代物；其二是由於體驗、忘情自然山水，作為世俗（非自然）生活中衍生的人情——情感，在主體之維淡化、退卻、消解後，更多得到體現的是主體本然之“性”以山水為媒介去溝通無窮自然之理。
詩歌注重體玄悟道的價值取向，使東晉玄言詩沉浸在曠淡蕭疏的玄理思辨中，在山澤水國中拋棄塵世纓羈，寄暢散懷，遠追莊子與惠施濠梁之辯的遺風：“散豁情誌暢，塵纓忽已捐。仰詠挹餘芳，怡情味重淵。”由於情感之維退場，以理趣寄興的玄言詩不經意間開掘了一種虛淡曠遠的詩境。而其適性物外之旨，則又使得不少玄言詩表現了一種不同於兩漢大賦之鋪陳整飭、魏晉詩之緣情感物的慷慨坎壈風貌。接踵而來的山水詩正是在這因玄而趨淡的詩風中，胎動著中國古典詩運動的節律。
從哲學運動來看，魏晉玄學以人生本體論置換了兩漢煩瑣的神學宇宙論（天人合一），是一個由外入內的思想內轉過程，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然而，倡體用一如的玄學是超越生活具象的本體之思，它的根本精神是追求獨化自然的玄妙思理，因而玄學精神從它的起點就是反藝術、非感性，與詩藝背道而馳的。玄言詩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第一次以詩這種藝術形式來表現哲理化的人格模式，並且在一定時期內取代了對感性情感意向的反映和對現實人生矛盾的表現。因為，以語言為媒介的詩歌是一種感性具象活動，而當時士人普遍追索玄遠，意在體道、悟道、得道，這些形而上的人生理想與人格建構無疑是超象、超驗的。這樣，感性與理性難以調和的對峙使二者在玄學詩中成為藝術悖論。這一藝術悖論的克服，要待山水詩成為詩歌主潮才能得以完滿解決。
雖然玄言詩的正麵現實鋒向與審美不無扡格，但是它體悟玄理的方式、處所——通過山水之形媚道，以及它體玄悟理的結果——情感消散淡化（淡乎寡味），卻為我們考察山水詩前史的進路提供了峰回路轉、柳暗花明式的轉機。詩歌運動演繹至此，山水詩出場的信息似乎已經足音可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