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社會相當多的時間裏，翰林一直是個令人羨慕的頭銜。明清兩朝，科舉考試的金字塔的最後一層殿試，凡是名次靠前的都要入翰林。三鼎甲狀元、榜眼、探花，按例成為正式翰林，即翰林院修撰與編修，其餘的則是見習翰林，翰林院庶吉士。隻有極少數的人殿在三甲，卻因朝考優異也被選入翰林的，比如曾國藩，還有魯迅的祖父周福清。
翰林的官銜並不大，除了少數幾個侍讀學士和侍講學士是五品之外，其餘的概為“七品芝麻官”。但是翰林很牛氣，一是表現在“麵”上，做了翰林，雖然隻七品也可以掛朝珠，著貂褂，而其他的官隻有到了五品方有資格掛珠，三品才可以著貂褂。二則是實惠——升遷特快，前程遠大。翰林外放（出京做地方官）被稱為“老虎班”，升得特別快，一般正式的翰林經過京察之後，可以直接以七品知縣升為四品的知府；幾年功夫，如果不出意外，就可以爬到省一級的按察使或者布政使，進而獨當一麵的巡撫和總督。就是見習翰林，考試不合格而外放出京，升得也比一般進士快一些，因為那些由翰林出身的大員總會對他們高看一眼。就是留在京城的，雖然比起外放的人升得慢一點，但隻要一進太子詹事府（明代有實事可做，而清代由於不立太子，所以沒有具體事務，但機構仍存），用不著“下放鍛煉”，幾年功夫就可以直接升為各部的侍郎（副部長）和尚書（部長），絕非其他出身者所敢望其項背。翰林出身的人不僅在官場上升得快，而且在多數情況下，隻有他們才有望爬到最高層。明代的中樞機構內閣的前身，就是幫朱元璋辦事的幾個翰林，所以後來非翰林出身的人一般就入不了閣。內閣是明代的最高決策中心，能混上“閣老”，是有明一朝做官的人人都巴望的事情。清代的內閣雖然沒有實權，但入閣者地位卻最尊，所以人人都看著眼熱。同樣，不是翰林出身，也入不了閣，而入不了閣，死後的諡號，就加不上個“文”字（清代）。清代大概隻有左宗棠一個例外，以舉人的身份入了閣。近代大大有名的幾個人物，像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之所以被稱為林文忠、曾文正、李文忠，就是他們都出身翰林，而且有大學士的頭銜。而且事實上，清代的實際中樞機構軍機處裏，滿人除外，漢人軍機不是翰林出身的也非常少。
翰林還有兩個非常的機遇，是其他出身的人所巴望不上的。一是可以教皇子們讀書和陪皇帝讀書，前者實際上成了皇家的“西席”（私人老師），在對“師道”頗為看重的古代，顯然地位非比尋常；後者等於皇帝的清客或者幕僚，地位雖說不高，但是總在皇帝身邊，不論大事小事都能說上話。清代翰林如果掛上了“南書房上行走”、“上書房行走”的頭銜，不亞於一步登天，成為可以接近皇帝的“秘書”，隻要對應得當，不愁日後沒有高官可做，大轎可乘。清代自打康熙起，皇帝讀書的地方南書房就是一個隱型的決策中心，進到裏頭“行走”一番，自有無窮的好處。翰林的第二種機遇是被派出去當各省鄉試的主考和副主考，或者出任各省的學政，主持一省的學校事務。這種差事，實際上是掌握了讀書人能否進入士階層的大門的鑰匙，進了門（中了秀才）能不能參加鄉試，他也說了算。凡是得了這種差事的人，都尊榮得了不得，主考副主考是皇帝的欽差，各地官員迎送必須是最高規格的；學政雖然品級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就是翰林編修直接去做，但是官雖僅僅七品，到任時總督或者巡撫得親自迎接，因為他們做的是最清高的學務大事。平時省級官員議事，學政與督撫平行，知府以下均對之持屬員之禮，盡管這些人可能都比學政官階高。因為學政雖然不是名正言順的欽差，但卻被視同欽差。獲得這種機遇的翰林，由於幹的是主持考試選拔人才的活計，所以凡是由他們選拔出來最後又登第的科甲之士，都算是他們的門生。以後門生出息了，互相標榜，水漲船高，個人的勢力就起來了。
在那個時代的官場上，以上諸多好處中哪怕隻有一項，也會令人趨之若鶩，更何況一下子有這麼多。所以，凡是抱定學而優則仕的人，莫不以進翰林為榮耀，進了翰林，就意味著文理優長，才幹卓著。做翰林，不僅意味著今日的清要，而且預示著他日的顯貴。然而，翰林這個官銜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光景卻大不一樣。翰林始創於唐玄宗，嚴格意義上講，它不是一種官銜，而是一種行政係統以外的差遣，不講官階，更沒有官署，說白了就是陪著皇帝玩的，因此當時叫翰林待詔或者翰林供奉。唐朝詩風大盛，從王公貴胄到市井歌妓，人人都喜歡吟詩作賦，皇帝自然也不例外。是真的愛好也罷，附庸風雅也罷，找幾個詩做得好的人在身邊，總是件賞心悅目的風雅之事，所以，翰林中文學之士占了很大比重。大詩人李白就幹過這個“買賣”，至今民間還流傳著許多關於這位下凡的“太白金星”的種種傳奇故事，如李白趁著酒勁讓高力士脫靴，叫楊貴妃捧硯之類。是不是真有這樣牛氣，現在已經無從查對，不過，就算有過類似的事情，大概也是喝醉了仗酒膽幹的，醒了以後肯定會後悔。有材料說，有次唐玄宗在便殿開宴，冷不丁地問李白：“朕與天後（即武則天）任人如何？”李白答道：“天後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馬屁拍得也可以。李白盡管已經屈尊拍馬屁了，但是他所夢寐以求的濟世安民、治國平天下的大事，唐玄宗還是一件也不讓他沾邊。他所能幹的，無非是寫點新詩給皇帝看看，或者像歌德一樣，給普魯士國王改詩——“洗髒襯衣”。最後李白也急了，“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恃才傲物過了頭，結果自然是“賜金還山”，走人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