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自己又何嚐沒有這樣的想法呢，不然如何還在韶華已逝的年紀來這等喧嘩曖昧的場合拋頭露麵？情知好夢都無用，她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都過去了，而柳如是還是豆蔻娉婷，她期盼她能有一個好的結局，感情有所歸依。
碧玉堂西紅粉樓，長安思婦憶涼州。
鹹陽橋上三年別，回樂峰前萬裏愁。
秦地煙花明月夜，漢家關塞白雲秋。
夢魂欲識金微路，應逐交河水北流。
——宋征輿《古意》
華亭以陸機、陸雲兄弟及仙鶴知名於世，直到唐代才正式置縣。
元代時升為鬆江府，明代沿襲，下轄華亭、上海、青浦三縣，府治設在華亭縣。
佘山位於鬆江府城城北二十五裏處，又分為東、西二峰，處處生滿翠竹。山風徐來，陣陣竹嘯，再經山穀回響，就變成輕吟低唱，隱隱約約，仿若人語。此即古今聞名的“佘山竹嘯”。華亭名儒陳繼儒有傳世畫作《瀟湘圖》，就是由此而得到靈感。
有竹即有筍。奇特的是，佘山所產竹筍不但清甜新嫩，還帶有一股天然的蘭花香味，遂成為華亭一大名產。
佘山雖是小水小山，不見雄奇魁偉，卻自有江南清秀俊氣。如此風光秀麗之地，自然吸引了不少名士到此隱居。佘山兩峰，築有不少名園精舍，以施紹莘的佘山、陳繼儒的東佘山居、徐家的水西園為最著。
文人雅客鍾愛在佘山結廬定居，這一帶寺院之眾亦列於九峰之首。
除東庵普照寺、中庵靈峰庵、西庵宣妙講寺三大庵外，還有潮音庵、彌陀殿、華藏庵等。北宋太宗年間，有僧人德聰來到佘山東峰結庵修行，還馴養了兩隻青黑色老虎，名大青、小青，出入常有二虎相伴。後德聰圓寂，大青、小青亦悲傷而死。人們將德聰和二虎同埋在山頂絕境處，又在墳旁修塔，取名“聰道人塔”。又因有名為“秀”的道士親自參與建築此塔，塔成後引火自焚殉塔，所以亦稱“秀道者塔”。此塔為八角十三層密簷式磚木結構，形體修長挺拔，有杭州寶俶塔風韻，屹立山河，笑傲歲月，成為佘山的象征。
陳繼儒的東佘山居即位於聰道人塔之南。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又號麋公，華亭人氏。萬曆初年為鬆江府學生員，辭章出眾，與同學董其昌齊名，“三吳名下士爭欲得為師友”。
本來陳繼儒可以跟董其昌一樣，通過科舉步入仕途。然而當他參加科考時，親眼目睹官吏粗暴對待考生，搜檢無狀，受到很大刺激，認為此非待士之禮，遂退出考場。並公然聲稱“朝廷以科舉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為小人也，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為君子也”，於二十九歲時取其儒士衣冠而焚之，表示與科舉絕緣。此舉驚世駭俗，一夜之間，聞於吳越。
謝去青襟後，陳繼儒決意隱居山中。他曾論山居八德：“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兌田宅，不問炎涼，不鬧曲直，不征文逋，不談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儈牛店，販馬驛也。”
自稱“閉門閱佛書，開門接佳客，出門尋山水，此人生三樂”，先築“乞花場”於小昆山，五十歲移居東佘山，始築東佘山居。他稱“今世之昏昏逐逐，無一日不醉，無一人不醉：趨名者醉於朝，趨利者醉於野，豪者醉於聲色車馬，而天下競為昏迷不醒之天下矣。安得一服清涼散，人人解酲”，欲將山居營建成一處清涼世界，為此他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終將東佘山居打造成鬆江最著名的園林別墅。
陳繼儒本人博學好古，於經學文史、金石書畫無所不通。遠近文人，競與結交，東佘山居遂成為南北文人的聚會場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佘山也因之而名滿天下。
陳氏又延招吳越間貧儒寒士憩居於此，相互手章摘句，或在九峰三泖間采風擷俗，刺取其瑣言僻亨，薈革成書。久之，陳氏不少著述如《岩棲幽事》《珍珠船》等流傳遐邇。甚至有傳聞說，有“天下第一奇書”之稱的《金瓶梅》即是陳繼儒供食的某位貧儒寒士所作。
陳繼儒詩文淡宕逸意，多能道人所未道，或搖曳空靈，或禪意盎然，自謂“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四方征其文者，束帛挺金，造請無虛日。
當時的文壇盟主王世貞對其文辭頗為賞識，兼之同窗好友董其昌在京師為之延譽，一時地方官吏無不造謁其門，谘詢地方利弊，甚而“守令之臧否，由夫片言詩文之佳惡，冀其一顧”。時人呼他為“山中宰相”，號稱“遠而夷酋土司，鹹丐其詞章，近而酒樓茶館，悉懸其畫像” 。其隱居之處東佘山居亦被稱為“宰相衙”，其聲望若此。
如此人物，自然引起了海內外的重視。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曾延聘陳繼儒去無錫講學，卻被婉辭推卻。崇禎三年（1630年），鬆江知府方嶽貢親自驅車至佘山，請年過七旬的陳繼儒出山主修府誌。按照慣例，纂修方誌通常由閑居鄉裏的縉紳地主擔任，請一個隱逸布衣來領銜修誌，可稱得上破天荒的大事。崇禎皇帝亦聽聞陳繼儒大名，二次下詔征聘其入翰林院，終堅辭不出，繼續過他“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卷雲舒”的山中生涯。陳氏遂又多了個“陳征士”的雅稱。
陳繼儒隱居山中，幾十年不踏入城中一步。他多次推辭朝廷征召，無疑是淡泊名利的，但其人古道熱腸，對後輩好學者大肆提攜，不遺餘力。不少人纂撰之作邀他題跋，多樂於為之。然而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他卻有自己的立場和氣節。天啟年間，大宦官魏忠賢專權，為了討好這位“九千歲”，各地紛建生祠為之納福。鬆江府學生員周宏璧也跟風而動，在白龍潭北為魏忠賢建祠，並請陳繼儒為之作記。彼時魏忠賢權勢熏天，大力鏟除異己，凡得罪他的人都被極盡荼毒之能事，政治極其黑暗。陳繼儒若是不肯答應作記，勢必會得罪魏忠賢，怕是難逃報複。不料他卻說出一番有力的推辭來：“你等為魏公建生祠，本意是要得其歡心。魏公心性不雅內相，要作文表其功業，達官貴人才是最合適的人選。若是以布衣從事，魏公很可能會以為你等輕視他。不如於在朝卿相中選一與魏公親厚者作記，庶博解頤，不負盛舉。”由此巧妙地推脫了作記一事。
除了詩畫文章外，陳繼儒在造園藝術上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稱“居山有四法：樹無行次，石無位置，屋無宏肆，心無機事”，又稱“不能卜居名山，即於崗阜回複及林水幽翳處，辟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茆為亭。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他的別墅東佘山居即是其造園理論付之於實踐的產物，以山池為中心，巧於因借，混合自然。內有寶顏堂、晚香堂、頑仙廬、白石山房、神清之室、清微亭、水邊林下等十餘景點。山居處處植滿鬆杉、古梅和翠竹，鬆杉參天入雲，梅樹古樸廓落，竹子清幽婆娑，均是主人的至愛。
晚香堂是會客宴集之所，在群室中最為闊大，陳繼儒七十五歲大壽的壽宴即安排在這裏。其名得自唐人鄭穀隻詩句“晚香延宿火，寒磬度高枝”。采用江南最常見的中、左、右三組縱列院落組群，沿中央縱軸線建有門廳、轎廳、大廳，再往兩旁布置客廳、花廳、書房等，後部建二層樓房，樓上宛轉相通，結構複雜，形似迷宮。
柳如是一行到達晚香堂時，大廳中臨時搭建了一座戲台，戲台三麵和廳中環列著近四百盆盆栽梅花，五顏六色，清香撲鼻。花盆均是精細的青色瓷器。彼時瓷器雖然價格低廉，最貴者不過三五錢銀子，然近四百盆瓷器加起來，亦價值逾一百二十兩，足抵十家農戶一年食用之費，可謂奢侈之極。這還沒有算上四百株梅花的栽培和運輸費用。
戲台上正在上演一出好戲。下麵座席中坐了不少人，男女夾雜，比肩齊膝。明代禮教甚嚴，這些妙齡美貌婦人既然是公然與男子同進同坐，當非良家女子，而是跟柳如是一樣的身份，是專程趕來佘山為陳繼儒壽宴助興的娼妓，金陵當紅名妓李十娘、王節、李貞麗、李傃等均在其中。
自明代中葉以來，文人娛聲妓，名士悅傾城，風流更是異於往時。
世風認為“士大夫苟不能幹雲直上，吐氣揚眉，便須坐綠窗前，與諸美人共相眉語，當曉妝時日為染螺子黛，亦殊不惡”，即使是陳繼儒這樣類似楷模的山人，亦不能免俗。
柳如是自小在妓院長大，亦是南曲行家，見台上生旦扮相俊美，唱腔華麗，情韻悠然，便駐足留神聽了一會兒。
卻見台上女旦字正腔圓地念道：“呀，好一執玉杯！色如白雪，製若鬼工，世間何以有此尤物！”小生應道：“此杯名盤龍和玉杯，俗稱‘一捧雪’是也。”隨即細聲唱道：“折腰豈為五鬥米，碌碌終朝，身不由己。
寶杯在手，猶得吟詩酌酒；玉人當麵，未能稱心如意。”
柳如是“啊”了一聲，死死盯著台上小生雙手高舉的玉杯道具，露出了驚訝之極的表情。
宋征輿一直不離她左右，留意她言行，聞聲笑道：“隱娘也覺得那小生唱得好嗎？他其實是婦人反串的，名叫顧媚，字眉生，號橫波。年紀雖小，卻已是金陵秦淮河上一號響當當的人物。聽說她的南曲還受過蘇昆生的調教。”
柳如是問道：“這出戲叫什麼？”宋征輿道：“《一捧雪》。這戲試演了好幾日，我們已經搶先看過了，其實沒什麼稀奇。隱娘可聽過坊間流傳的‘王世貞寫書為父複仇’的故事？這出戲其實就是那個故事翻版，不過是換了人名，將姓王的改成了姓莫的，將《清明上河圖》換成了玉杯‘一捧雪’而已。”
王世貞是嘉靖年間著名文人，以詩文名於當時，獨領文壇風騷二十年，被譽為“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據說其家收藏有《清明上河圖》，權臣嚴嵩和嚴世蕃父子執掌朝政時，垂涎這幅絕世珍品，命王家獻圖。王世貞之父王杼心中難舍真圖，便請高手偽造了一幅贗品送給嚴嵩父子。後來事情敗露，王杼被嚴嵩父子殘害致死。王世貞日思為父報仇，他聽說嚴世蕃愛看淫穢小說，且常用食指蘸口液翻書，就將《鳴鳳記》鈔本的殘本增補成《金瓶梅》一書，在每頁紙上塗上了毒藥，然後設法將書送給嚴世蕃。可惜由於書頁上毒藥抹得太淡，最終未能毒死嚴世蕃。
這一複仇故事廣為傳聞，王世貞由此被許多人認為是奇書《金瓶梅》
的真正原作者，但認為是無稽之談者也大有人在。隻是柳如是詫異的卻不是戲曲本身，而是戲中引發禍患的根源——玉杯“一捧雪”。
一旁宋征輿見她神色有異，忙問道：“怎麼，隱娘身子不舒服嗎？”
柳如是道：“不是，我很好。宋公子可知道這出《一捧雪》的戲是誰寫的？”
宋征輿猶豫了一下，答道：“施紹莘施先生，也是鬆江本地人氏。”
柳如是道：“呀，我聽過施先生的大名。他的南曲不拘泥於音律辭藻，比大多散曲名家更為蒼莽奔放，隻是太過哀苦。”
宋征輿道：“正是他。”又笑道：“想不到隱娘見聞居然如此廣博，實在可欽可佩呢。”
柳如是卻沒心思理會對方的大拍馬屁，問道：“施先生人在這裏嗎？
我想即刻見見他，煩請宋公子代為引見。”
宋征輿聞言極為驚訝——今日東佘山居名流如雲，且多為俊傑才子。
僅以音律論，複社楊文驄、吳偉業、吳昌時、冒襄、華亭訓導王彥泓等都是戲曲大行家。吳偉業造詣尤深，又是名譽天下的榜眼。那施紹莘雖以散曲、詞著名，號稱峰泖浪仙，卻是個年過五旬的糟老頭子，屢試不中，僅以諸生終老，連他自己都稱是“一事無成”。柳如是如此迫不及待地要結識他，太不合常理，除非是對這出《一捧雪》的戲有特別興趣——心中亦有些悻悻然，左右望了一眼，才道：“今日好像沒有見過施先生。
他的別墅西佘山居就在山那邊，不妨先去拜會陳老夫子，我再引隱娘去找施先生。”
柳如是心道：“我人已到東佘山居，不去拜見眉公，實在說不過去。
況且還有微姊姊同行。”不得已，隻好與王微一道，跟隨宋征輿到後堂來拜見老壽星陳繼儒。
後堂是座二層小樓，是陳繼儒平日習字作畫之處。庭書一聯雲：“天為補貧偏與健，人因見懶誤稱高。”實是集宋詩人陸遊詩聯，表麵謙抑，卻自見一股簡傲之氣。
室內布置得簡樸淡雅。堂首案桌上擺著一架自鳴鍾，頗為顯眼。牆壁上掛著幾幅墨梅、山水圖。水墨梅花為陳氏所繪，取意“橫斜疏梅”，以大草橫塗枝幹，瀟灑流暢，不失法度，又由細筆勾勒、點、染，大氣之中見真率，豪情奔放時見嚴謹，將梅的“淩寒獨自開”表現得極為生動。
山水則草草潑墨，自然隨意，蒼老秀逸，意態蕭疏，不落吳下畫師恬俗魔境。
陳繼儒本人書畫成就不在同窗好友董其昌之下，繪畫成就甚至在董氏之上，然影響力遠遠不及。董其昌在當時和後世左右了山水畫壇的主流發展，幾成時代的象征。隻是此人在家鄉作惡不少，自萬曆年間“民抄董宦”事件之後，已極少回鬆江。
堂中生有兩盆熊熊炭火，一大群男子圍爐而坐，正在熱議時勢，高談闊論，好不熱鬧。這些人中，除了主人陳繼儒及個別賓客外，絕大多數都是東林黨人或複社成員，不乏當世俊才。
通常民間稱在社日舉行的各種迎神賽會為“社”，並逐漸演變成“恭敬神明，和睦鄉裏，以厚風俗”的民間教化儀式。後人因誌趣相投或信仰相同而聚眾結會，亦謂之社，其實就是一種文人團體。漢代梁孝王劉武築梁園作遊賞宴賓之所，名士如司馬相如、枚乘、鄒陽均為座上客，把酒言歡，會文談藝，世人稱為“雅盛梁園”。東晉時，王羲之與朋友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此次集會因王羲之《蘭亭序》而名垂青史，“蘭亭修禊”遂與“梁園雅集”一道成為詩文集會的象征，為後世文人豔羨模仿。鬆江陳子龍、夏彝仲、周立勳、李雯等人倡立的幾社，即是“仿梁園鄴下之集，按蘭亭金穀之規”。
中國曆史上的文人團體，最著名者當屬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竹林七賢是指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鹹及王戎。七人均崇尚玄學，意氣相投，在生活上不拘禮法，行為怪誕，常聚在山陽竹林之下，飲酒作樂，撫琴縱歌，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因為七賢特立獨行的個人魅力，這個著名的名士群體成為一種文化的特征符號，閃耀千古，其風采傾倒眾生。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士人為砥礪文章、求取功名而尊師交友，因而民間結社成風，尤以江浙一帶為甚。誌同道合者相聚一處，或細繹往古，或參酌來今，或研究典故，或尋訪人物。這一時期的文人社團仍然隻限於文藝創作、學術交流層麵，他們或提倡複興古學，或主張經世致用，或熱衷鑽研時文。
明代中葉以後，經濟高度發展，物資極大豐富，世風則日趨浮躁。
人們在追求奢靡的同時，渴望擺脫傳統禮法的束縛，思想求新求異，整個社會呈現出奇特的新異色彩。另一方麵，明王朝開始走向衰落，政治日漸腐敗，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尤其是明神宗萬曆年間，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直接導致黨爭頻起，朝政日非，吏治窳敗。文人士大夫往往是社會生活中最為敏感的階層，對動蕩激變反應最為強烈，於是結社之風日盛，且不再限於吟詩作文，針砭朝政，臧否人物，慷慨激昂，以天下為己任。明代最著名的文人團體東林黨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提到東林黨，就要從其創始人顧憲成說起。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常州無錫人。他自小家境貧寒，卻胸有大誌，發憤讀書，曾在家中牆壁上題了兩句話：“讀得孔書才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萬曆四年（1576年），二十七歲的顧憲成赴南京應試，以第一名中舉，一時風光無限，聞名遐邇。萬曆八年（1580年），顧憲成中進士，授戶部主事，自此步入仕途。
當時張居正任內閣首輔，權勢熏天，群臣爭相奉承。一次張閣老生病，大臣們聯名醵金到東嶽廟拜神祈禱，唯獨顧憲成不肯附和。有同僚擔心顧憲成惹禍，出於好心，暗中替他在來賓名單上簽了名。顧憲成知道後毫不領情，硬是跑去將自己的名字從名單中劃掉了。張居正為人狹隘，報複心極強，幸好這件事後不久他就病死了，顧憲成才沒有受到追究。這種錚錚傲骨、不媚權貴的耿直性情，多少決定了他之後的仕途不會一帆風順。
國本之爭起後，萬曆皇帝迫於輿論壓力，指使內閣首輔王錫爵提出“三王並封”的權宜之計。時任吏部員外郎的顧憲成立即上疏反對，同時還寫信給王錫爵，指責他身為首輔，卻“排群議而順上旨”，是典型的負國誤君。
這王錫爵並非什麼大奸臣，他曾經因反對張居正廷杖直言大臣，回家不出，以示抗議。入內閣後，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發庫銀救濟河南饑民，且申救被斥之臣，多為時人所稱。他最初任內閣大學士時，也曾上書請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但萬曆皇帝沒有聽從。這次“三王並封”的主意，其實是萬曆皇帝自己想出來的，王錫爵不過是奉詔擬旨而已。他見群情洶洶，害怕公論，請追還前詔，萬曆不從；請下廷議，萬曆不許，最後幹脆請求辭職。萬曆皇帝十分惱怒，打算從重懲處顧憲成等建言諸臣，但當時輿論壓力巨大，迫於時論，“三王並封”的計劃最終沒有實行。但王錫爵由此對顧憲成懷恨在心，不久後，他報複的機會就來了。
至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王錫爵因年老將要退休致仕，顧憲成受命推舉閣臣。他報上的名單中，有故禮部尚書沈鯉、故吏部尚書孫瓏、左都禦史孫丕揚、故大學士王家屏等七人。這些都是不畏權貴、敢於犯顏直諫的正義之士，王家屏尤為萬曆皇帝厭惡。王錫爵見有機可乘，便在朝中散布流言，稱顧憲成等會推王家屏是為了徇私植黨。萬曆皇帝一怒之下，將顧憲成降職問罪。朝中立即有大臣上疏力救，萬曆皇帝由此更加懷疑顧憲成植黨，幹脆將其革職。至此，顧憲成結束了十幾年的官場生涯，帶著沉痛的心情，回到了家鄉無錫。
無錫有一座東林書院，是北宋知名學者楊時講學的地方，“東林書院”
院名即得自楊時遊廬山時所寫“東林道上閑步”詩句。楊時離開無錫後，書院便因年久失修而荒廢。顧憲成決定修複這座書院，最終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風的資助下，書院正式修複。顧憲成召集同鄉好友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於孔兼等在這裏講學，每歲一大會，每月一小會。
當時不少被朝廷貶斥的士大夫們紛紛前來，以致“學舍至不能容”。這些人大多胸懷大誌，在研究程朱理學的同時，不免談論救國濟世之道，“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而一些在朝官員也遙相呼應，大力支持，東林書院一時聲名大著，以至有“天下言書院者，首東林”之讚譽。顧憲成撰寫的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也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句。
此後，東林書院成為江南地區人文薈萃之區和議論國事的主要輿論中心。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下野的名臣也相繼到這裏講學，這些人“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為東林黨議之始”。正因為東林書院逐漸彙聚起了一股影響社會輿論的政治勢力，後來他們的政敵便以書院之名謂之為“東林黨”。時人稱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為“東林三先生”，顧憲成也被政敵視為東林黨魁。而浙江寧波人沈一貫以善於奉承得萬曆皇帝歡心，入閣後成為浙江派官僚首領，人稱“浙黨”。東林黨人以講學聯絡人士，浙黨恃權求勝，自此東林、浙黨互相爭鬥長達幾十年。
黨爭之風，甚囂塵上，將國家政治活力消耗殆盡。朝廷上下，危機四伏。在朋黨混爭下，東林黨人的政治主張與他們排除異己的動機逐漸糾纏不清，本是以改革弊政、為民請命、澄清吏治為目的的東林黨也在異常殘酷的爭權鬥爭中變得畸形起來。
天啟年間，大宦官魏忠賢勾結明熹宗乳母客氏專政，形成有明以來勢力最大的閹黨集團。東林黨人不滿閹黨當政，不斷上書彈劾，由此激怒魏忠賢，閹黨與東林黨的鬥爭進入公開階段。齊楚浙諸黨爭相依附閹黨，以鐵腕手段對東林黨人實行血腥鎮壓。
天啟五年（1625年），魏忠賢大興冤獄，誣陷左副都禦史楊漣等人曾受遼東經略熊廷弼賄賂，逮捕了楊漣、周朝瑞、左光鬥、魏大中、顧大章、袁化中六人，史稱“東林前六君子”。楊漣等人被關押在臭名昭著的北鎮撫司監獄，被施以喪心病狂的人身摧殘。魏忠賢每天都勒令六君子跪在階前，施以酷刑，甚至將他們的衣服撕碎扒光，讓他們裸體受辱。
不出幾日，楊漣、左光鬥等人都已血肉模糊，肉爛血膿，慘不忍睹。在慘無人道的折磨下，顧大章自盡在獄中，而其他五人都死於酷刑之下。
楊漣死時被土囊壓身，鐵釘貫耳，麵目皆非，隻以血衣裹屍，草草掩埋。
左光鬥更是淒慘，他受過炮烙之刑，麵額焦爛，膝下筋骨全部脫裂，令人不忍卒睹。其學生史可法以重金賄賂獄卒，冒死入獄探望恩師。左光鬥不願史可法受牽累，將他強行趕出牢獄。史可法出來後，含淚對人道：
“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次年，魏忠賢又興大獄，要把已罷官歸鄉的七位東林黨人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繆昌期、周宗建、李應升、黃尊素害死。高攀龍聞訊後焚香沐浴，投池自盡，其他六人被捕至京。其中，周順昌被牽連。東林前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被逮捕押解過吳縣時，吳縣人、吏部主事周順昌正在家中，他熱情挽留魏大中，周旋數日，並結為親家，這顯然是對魏忠賢的公然蔑視，由此引來殺身之禍。當魏忠賢派出的緹騎到蘇州逮捕周順昌時，蘇州民眾自發為周順昌乞命，擊斃緹騎一人，擊傷多人。
後來，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和周順昌的輿隸周文元五名市民被殺，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題曰“五人之墓”，此即複社領袖張溥所作《五人墓碑記》之來曆。而周起元、周順昌等六位東林黨人，也在獄中被魏忠賢殘害致死，史稱“東林後六君子”。
魏忠賢又指使人編《三朝要典》，借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大做文章。更唆使其黨羽給事中阮大铖作《東林點將錄》，進一步打擊東林黨。
齊楚浙黨又造天鑒諸錄，加東林以惡名，並列黨人榜於全國，每榜少則百人，多至五百餘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奪，朝中善類為之一空。直到崇禎皇帝即位，賜死魏忠賢，對東林黨人的迫害才告停止。
至於東林書院，也在顧憲成死後麵臨被搗毀的命運。天啟五年（1625年）八月，魏忠賢逆黨禦史張訥誣奏書院“遙製朝權、掣肘邊鎮、把持有司，武斷鄉曲”，建議天下但凡有書院處盡數拆毀。八月初五日，天啟皇帝下旨：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俱著拆毀。自顧憲成創立之日起，東林書院名動天下，然僅僅存在了二十一年，便亡於由朝廷出麵的暴力之手，實在令人感慨唏噓。東林黨人高攀龍為此寫下悲憤激昂的詩句：“縱然伐盡林間木，一片平蕪也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