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瓦錫的悲劇還與他自己的失誤有關。第一，他在謀求額外經濟來源的動機驅使下，不惜讓自己的父親到國家銀行做保人，為他貸款500萬法郎作墊付款項，以取得包稅者資格，成為包稅公司股東。從而和其他包稅者一樣從中營私舞弊，借國家稅收之名，行橫征暴斂、搜刮民財之實，為廣大平民所痛恨。6%～10%的利潤超過了規定的4%的一倍，這就使得他在資產階級革命政權和人民麵前失去了主動地位，最終命喪黃泉。當然，我們此時還應看到拉瓦錫謀財的動機是為了科研的需要，而且事實上他也用掙來的錢裝備了實驗室，並取得了一係列的科研成果，因而他非法斂財也有使人同情的一麵。然而，他非法謀財的方法方式顯然是不足取的。俗話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拉瓦錫因為科學的動機非法謀財是他導致悲劇的原因之一，其教訓應令人記取。第二，拉瓦錫在政治上極其幼稚。當局要逮捕他時，他仍在辦公室裏工作著，他的妻子麵色蒼白而消瘦，始終忐忑不安地徘徊在窗口，為自己的丈夫擔憂著，等待著他安全歸來。而拉瓦錫卻幼稚地認為，自己在科學上的貢獻是一道靈驗的擋箭牌。他對妻子說：“我到麵包鋪老板那裏去躲一陣子，你到國民公會去，請他們發布一道給我恢複名譽的法令。我的科學活動、我的發現、我由此建立的新科學，足以保障我得到自由並不受審訊。”他的妻子前往國民公會轉告了拉瓦錫的請示，但得到的是冷淡的拒絕。1793年11月，拉瓦錫又按其“科學的邏輯”氣憤地走進監獄。他幻想在法庭上可以通過自己的雄辯駁倒對他的控告，並由此恢複自己的名譽。此時的拉瓦錫錯誤地將科學研究和政治變革完全等同，錯過了逃生的大好機會，他幼稚到不明白用斷頭台來解決社會爭端是不需要征得科學家的同意的。審時度勢、趨利避害，是等待時機，以便繼續鬥爭的方法和策略之一。拉瓦錫要是果斷地逃出巴黎，那結局就會截然不同了。因為幾個月後，“熱月政變”就發生了，接著1795年新執政者就開始重視科技文教和科學家了。
拉瓦錫的死不同於布魯諾那種為捍衛科學真理之死，也不是為捍衛革命真理而死，因而是應該避免和不必要的。為此，曆史學家們非常痛惜法國人殺害了自己偉大的兒子。這種痛惜由一位於1787年應法皇路易十六之邀到法國科學院工作並定居巴黎的意大利數學家拉格朗日（1736~1813）說了出來：“砍下他的頭顱隻要一刹那，可法國100年也長不出他那樣的腦袋！”
正是由於這種痛惜和新政權對科技政策的改變，法國人終於認識到拉瓦錫的價值：在他死後不到兩年，巴黎就為他塑了半身像。
彭色列大難不死
舉例來說，兩條鐵軌本來是平行的，但我們卻看到它在“很遠”的地方相交於一點，這就是“透視”的作用。研究這些問題的學科是射影幾何——數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主要研究圖形在射影變換下不變的性質，曾被稱為投影幾何。它在航空、攝影、測量、繪圖、繪畫等方麵都有廣泛的應用。
在古希臘數學家阿波羅尼的《圓錐曲線論》和帕普斯的《數學彙編》等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屬於射影幾何的一些零星原理。在歐洲文藝複興時期，透視學的發展給射影幾何的形成準備了必要條件。意大利數學家阿爾貝蒂（1404~1472）於1435年發表《論繪畫》一書，闡述了最早的數學透視法思想。他的同胞達·芬奇在《繪畫專論》中堅信，數學的透視法可以將實物精確地體現在一幅畫中。意大利另一位畫家、數學家弗蘭切斯卡約1478年所著的《透視畫法論》，發展了阿爾貝蒂的投影思想。
曆史推進到了17世紀。數學家們在重新研究古希臘的圓錐曲線和文藝複興的透視法原理之後，開始作係統的整理工作。其中突出的是法國數學家笛沙格（1591~1661），他被稱為射影幾何的早期的奠基者之一。1636年，他出版了一本名為《論透視截線》的小冊子。這本又譯為《用透視表示對象的一般方法》的小冊子可看做是射影幾何的第一本專著。
19世紀初，射影幾何開始複興。有趣的是，這次複興卻多少與一場戰爭悲劇有關。
1812年6月，野心勃勃、妄圖稱霸世界的拿破侖，在橫掃大半個歐洲以後，率70萬大軍渡過涅曼河入侵俄國，矛頭直指莫斯科。
俄皇新任命了德高望重、有豐富指揮經驗的老將軍庫圖佐夫為總司令。他果斷地決定，暫放棄莫斯科，實行堅壁清野，待機發動反攻。於是忍痛焚燒城市，各地都藏起了糧食，展開遊擊戰。庫圖佐夫則率主力迂回到法軍兩側。10月初，寒冬將至，困守空城的拿破侖軍隊饑寒交迫，一籌莫展，最後隻好撤出莫斯科。在向西退出的途中，在斯摩棱斯克被庫圖佐夫的部隊攔住了退路。俄軍首先擊潰了法軍前衛部隊繆拉特軍團，接著騎兵又粉碎了達武軍團，圍殲了納伊軍團。拿破侖所部在橫渡別列津那河時，幾乎全部覆沒，隻有拿破侖等少數法軍得以幸免，狼狽逃回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