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孟真先生是異常重視人才的，特別是年輕的優秀人才。他獎勵扶掖，不遺餘力。他心中有一張年輕有為的學者的名單，對於這一些人，他盡力提供或創造條件，讓他們能安心研究，幫助他們出國留學，學成回國後仍來所裏工作。他還盡力延攬著名學者，禮遇有加。他創辦的《史語所集刊》，在幾十年內都是國內外最有權威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刊物。一登龍門，聲價十倍，能在上麵發表文章，是十分光榮的事。這個刊物至今仍在繼續刊行，舊的部分有人多方搜求，甚至影印，為20世紀中國學術界所僅見。
孟真先生有其金剛怒目的一麵，也有其菩薩慈眉的一麵。當年在大後方昆明，西南聯大的教師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研究員，有時住在同一所宿舍裏。在靛花巷（？）宿舍裏，陳寅恪先生住在樓上，一些年紀比較輕的教員和研究員住在樓下。有一天晚上，孟真先生和一些年輕學者在樓下屋子裏閑談，說到得意處，忍不住縱聲大笑。他們樂以忘憂，興會淋漓，忘記了時光的流逝。猛然間，樓上發出手杖搗地板的聲音。孟真先生輕聲說：“樓上的老先生發火了。”“老先生”指的當然就是寅恪先生。從此就有人說，傅斯年誰都不怕，連蔣介石也不放在眼中，唯獨怕陳寅恪。我想，在這裏，這個“怕”字不妥，改為“尊敬”，就更好了。
這一次，我由於一個不期而遇的機會，來到了台北，又聽到了一些孟真先生的軼事。原來他離開大陸後，來到了台灣，仍然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同時兼任台灣大學的校長。他這一位大炮，大概仍然是炮聲隆隆。據說有一次蔣介石對自己的親信說：“那裏（指台大）的事，我們管不了！”可見孟真先生仍然保留著他那一副剛正不阿的錚錚鐵骨，他真正繼承了中國曆代知識分子最優秀的傳統。
根據我上麵的瑣碎的回憶，我對孟真先生是見得少，聽得多。我同他最重要的一次接觸，就是我進北大時，他正是代校長，是他把我引進北大來的。據說——又是據說，他代表胡適之先生接管北大。當時日本侵略者剛剛投降，北大，正確說是“偽北大”教員可以說都是為日本服務的；但是每個人情況又各有不同，有少數人認賊作父，覥顏事仇，喪盡了國格和人格。大多數則是不得已而為之。二者應該區別對待。孟真先生說，適之先生為人厚道，經不起別人的懇求與勸說，可能良莠不分，一律留下在北大任教。這個“壞人”必須他做。他於是大刀闊斧，不留情麵，把問題嚴重的教授一律解聘，他說，這是為適之先生掃清道路，清除垃圾，還北大一片淨土，讓他的老師胡適之先生怡然、安然地打道回校。我就是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到北大來的。我對孟真先生有知遇之感，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
這一次我們三個北大人來到了台灣。台灣有清華分校，為什麼獨獨沒有北大分校呢？有人說，傅斯年擔任校長的台灣大學就是北大分校。這個說法被認為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三個人中，除我以外，他們倆既沒有見過胡適之，也沒有見過傅孟真。但是，胡、傅兩位畢竟是北大的老校長，我們不遠千裏而來，為他們二位掃墓，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們謹以鮮花一束，放在墓穴上，用以寄托我們的哀思。我在孟真先生墓前行禮的時候，心裏想了很多很多。兩岸人民有手足之情，人為地被迫分開了五十多年，難道現在和好統一的時機還沒有到嗎？本是同根生，見麵卻如參與商，一定要先到香港才能再飛台灣。這樣人為的悲劇難道還不應該結束嗎？北大與台大難道還不應該統一起來嗎？我希望，我們下一次再來掃孟真先生墓時，這一出人間悲劇能夠結束。
1999年5月5日
悼念趙樸老
樸老涅槃，我心實悲。我曾在什麼地方看過一幅壁畫，畫的是如來佛涅槃時的情景。如來佛右脅在下側臥在那裏。身旁圍了一大群弟子，大多數是痛哭流涕，悲哀難抑。獨有一位弟子站在那裏，凝然無動於衷。他大概是已經參透了人生奧秘，領悟了無常是生命的正道。他也許正是這一幅壁畫的核心人物，他是眾僧的榜樣，他是眾生的楷模。我個人一個凡夫俗子，遠遠沒有參透人生的奧秘，我寧願歸屬痛哭的眾僧之列。
提到趙樸老，我真是早已久仰久仰了。他是著名的身體力行的佛教居士，中國佛協的領導人，造詣高深的佛學理論家；他又是蜚聲書壇的書法家；他還是有悠久革命經曆的國務活動家。趙樸老真正是口碑載道，譽滿中外，成為人們景仰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