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良小我兩歲，在大學時至少應該同學二年的。但是，他當時在燕京讀書，我則在清華。我們讀的不是一個行當。即使相見，也不會有深交的。可以說，我們倆在大學時期是並不認識的。一直到1946年，我在去國十一年之後回到北平，在北大任教，他當時在清華任教。此時我們所從事的研究工作已經有一部分相同了。因為我在德國讀梵文，他在美國也學了梵文。既然有了共同語言，訂交自是意中事。我曾在翠花胡同寓舍中發起了一個類似讀書會一類的組織，邀請研究領域相同或相近的一些青年學者定期聚會，互通信息，討論一些大家都有興趣的學術問題，參加者有一良、翁獨健等人。開過幾次會，大家都認為有所收獲。從此以後，一良同我之間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誼增強了，一直到現在，五十餘年間並未減退。
一良出自名門世家，家學淵源，年幼時讀書條件好到無法再好的水平。因此，他對中國古典文獻，特別是史籍，都有很深的造詣。他曾赴日本和美國留學，熟練掌握英日兩國語言，兼又天資聰穎，個人勤奮，最終成為一代學人，良有以也。中年後他專治魏晉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獻，佛教研究，多所創獲。巍然大師，海內無出其右者。至於他的學術風格，我可以引湯用彤先生兩句話。有一天，湯先生對我說：“周一良的文章，有點像陳寅恪先生。”可見錫予先生對他評價之高。在那一段非常時期，他曾同人合編過一部《世界通史》。這恐怕是一部“應製”之作，並非他之所長。但是統觀全書，並不落俗人窠臼，也可見他史學功底之深厚。可惜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他長才未展。他留下的幾部專著，決不能說是已盡其所長，我隻能引用唐人詩句“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一良雖然自稱“畢竟一書生”，但是據我看，即使他是一個書生，他也是一個有骨氣有正義感的書生，決不是山東土話所稱的“孬種”。在十年浩劫中，他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炙手可熱的“老佛爺”。當時北大大權全掌握在“老佛爺”手中，一良的命運可想而知。他同我一樣，一跳就跳進了牛棚，我們成了“棚友”。我們住在棚中時，新北大公社的廣播經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羨林的名字，連成了一串，仿佛我們是三位一體似的。有一次，忘記了是批鬥什麼人，我們三個都是“陪鬥”。我們被趕進了原大飯廳台下的一間小屋裏，像達摩老祖一樣，麵壁而立。我忽然聽到幾聲巴掌打臉或脊梁的聲音，清脆“悅”耳，是從周一良和侯仁之身上傳過來的。我想，下麵該輪到我了。我肅穆恭候，然而巴掌竟沒有打過來，我頓時頗有“失望”之感。忽聽台上一聲獅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押上來！”我們就被兩個壯漢反剪雙臂押上台去，口號聲震天動地。這種陣勢我已經經受了多次，已經駕輕就熟，竟不心慌意亂，熟練地自己彎腰低頭，坐上了噴氣式。至於那些野狗狂叫般的批判發言，我卻充耳不聞了。這一段十分殘酷然而卻又十分光榮的回憶，拉近了我同侯仁之和周一良的關係。
一良是十分愛國的。當年他在美國讀書時，曾同另一位也是學曆史的中國學者共同受到了胡適之先生的器重。據知情人說，在胡先生心目中，一良的地位超過那一位學者。如果他選擇移民的道路，拿一個終身教授，搞一個名利雙收，直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然而他卻選擇了回國的道路，至今已五十餘年矣。在這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中，他走過的道路，有時順順利利，滿地繁花似錦；有時又坎坎坷坷，宛如黑雲壓城。當他暫時飛黃騰達時，他並不驕矜；當他暫時墮入泥潭時，他也並不哀歎。他始終無怨無悔地愛著我們這個國家。我從沒有聽到過他發過任何牢騷，說過任何怪話。在這一點上，我雖駑鈍，也願意成為他的“同誌”。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始終維持著可喜的友誼。見麵時，握手一談，雙方都感到極大的快慰。然而，一轉瞬間，這一切都頓時成了過去。“當時隻道是尋常”，我在心裏不禁又默誦起這一句我非常喜愛的詞。回首前塵，已如海上蓬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