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年逾九旬。我在任何方麵都是一個胸無大誌的人，包括年齡在內，能活到這樣高的年齡，極出我意料和計劃。世人都認為長壽是福，我也不敢否認。但是，看到比自己年輕的老友一個個先我離去。他們成了被哀悼者，我卻成了哀悼者。被哀悼者對哀悼這種事情大概是不知不覺的。我這哀悼者卻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件件不缺。而我又偏偏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我內心的悲哀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也。魯迅筆下那一個小女孩看到的開滿了野百合花的地方，是人人都必須到的，問題隻在先後。按中國序齒的辦法，我在北大教授中雖然還沒有達到前三甲的水平，但早已排到了前列。到那個地方去，我是持有優待證的。那個地方早已灑掃庭除，等待我的光臨了。我已下定決心，決不搶先使用優待證。但是這種事情能由我自己來決定嗎？我想什麼都是沒有用的，我索性不再去想它，停筆凝望窗外，不久前還是綠蓋擎天的荷塘，現在已經是一片慘黃。我想套用英國詩人雪萊的兩句詩：“如果秋天到了，冬天還會遠嗎？”閉目凝思，若有所悟。
2001年10月26日
痛悼鍾敬文先生
昨天早晨，突然聽說，鍾敬文先生走了。我非常哀痛，但是並不震驚。鍾老身患絕症，住院已半年多，我們早有思想準備。但是聽說，鍾老在病房中一向精神極好，關心國事、校事，關心自己十二名研究生的學業，關心老朋友的情況。我心中暗暗地期望，他能闖過百歲大關，把病魔闖個落花流水，闖向茶壽，為我們老知識分子創造一個奇跡。然而，事實證明，我的期望落了空。豈不大可哀哉！
鍾老長我八歲，如果在學壇上論資排輩的話，他是我的前輩。想讓我說出認識鍾老的過程，開始階段有點難說。我在讀大學的時候，他已經在民俗學的研究上頗有名氣。雖然由於行當不同，沒有讀過他的書，但是大名卻已是久仰了。這時是我認識他，他並不認識我。此後，從3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六十來年的漫長的時期內，我們各走各的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都在勤懇地耕耘著，不相聞問，事實上也沒有互相聞問的因緣。除了大概是在50年代他有什麼事到北大外文樓係主任辦公室找過我一次之外，再無音訊。
1957年那一場政治大風暴，來勢迅猛，鍾老也沒有能逃過。我一直到現在也不明白，像鍾老這樣謹言慎行的人，從來不胡說八道，怎樣竟也不能逃脫“陽謀”的圈套，墮入陷阱中。自我們相交以來，他對此事沒有說過半句抱怨的話，使我在心中暗暗地欽佩。我一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由幾千年曆史環境所決定，愛國成性。祖國是我們的母親，不管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母親總是母親，我們總是無怨無悔，愛國如故。我覺得，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品質，一直到今天，不但沒有失去其意義，而且更應當發揚光大。在這方麵，鍾老是我們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