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鍾老對我產生了興趣呢？我有點說不清楚。這大概同我的研究工作有關。我曾用了數年之力翻譯了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也曾對幾個民間故事和幾種民間習俗，從影響研究的角度上追蹤其發展、傳播和演變的過程。鍾老是民俗學家，所以就發生了興趣。他曾讓我到北師大做過一次有關《羅摩衍那》的學術報告。他也曾讓我複印我幾篇關於民間故事傳播過程的論文。做什麼用，我不清楚。對於比較文學，我是淺嚐輒止，沒有深入鑽研。但是，我卻傾向於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這種研究摸得著，看得清，是踏踏實實的學問。不像美國學派提倡的平行研究，恍兮惚兮，給許多不學無術之輩提供了藏身洞。鍾老可能是傾向於影響研究的，否則他不會複印我的論文。
不管怎樣，這樣一來，我們就成了朋友，而且是忠誠真摯的朋友。陳寅恪先生《王觀堂先生挽詞》中說：“風義平生師友間。”我同鍾老的關係頗有類似之處，我對他尊敬如師長。他為人正直寬厚，藹然仁者，每次晤對，如坐春風。由於鍾老的緣故，我對北師大的事情也積極起來。每次有會，招之即來，來之必說。主要原因是想見上鍾老一麵。一麵之晤，讓我像充了電一般，回校後久久興奮不已，讀書寫作更加勤奮。我常常自己想，像鍾老這樣的老人，忠貞愛國，畢生不二；百歲敬業，舉世無雙。他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又是我們學習的楷模。中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的。
去年，2001年，是我的九十歲生日。一些機關、團體和個人變著花樣為我祝壽。我常常自嘲是“祝壽專業戶”。每次祝壽活動，我總忘不了鍾老，隻要有借口，我必設法請他參加，他也是每請必到。至於他自己卻缺少官樣的借口來祝壽，米壽已過，九十也被他甩在後麵，離開白壽（九十九歲）最近，可也還有一些距離。去年年初，我們想了一個主意，把接近九十或九十以上的老朋友六七位邀請到一起，來一個聯合祝壽，林庚、侯仁之、張岱年等都參加了。大家都不會忘記鍾老，鍾老也來參加了。大家盡歡而散，成為一次難能可貴的盛會。可是走出勺園七號樓的大門時，我看到大紅布標仍然寫著“慶祝季羨林先生九十華誕”，我心中十分愧怍。9月29日，我又以給鍾老祝壽的名義，在勺園舉辦了一次有將近二百人參加的大會，群賢畢至，發言熱烈。
去年下半年，鍾老因病住院，我曾幾次心血來潮，要到醫院裏去看他。但是，他正在醫生的嚴密的“控製”下，不許會見老朋友，怕他興奮激動。到了今年年初，我也因病進了醫院，也處在大夫的嚴密“控製”下。可我還夢想，在預定本月中旬中央幾個機構為鍾老慶祝百歲華誕時說不定能見他一麵。然而他卻匆匆忙忙地不辭而別，我見他一麵的夢想永遠化為幻影了。現在他的麵影時時在我眼前晃動，然而麵影畢竟代替不了真正的麵孔，而真正的麵孔卻永遠一去不複返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寫這篇短文，幾次泫然淚下。回想同鍾老幾年的交往，“許我忘年為氣類，北海今知有劉備”。而今而後，哪裏再找這樣的人啊！茫茫蒼天，此恨曷極！
2002年2月12日
痛悼克家
克家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有人認為是意內之事：一個老肺病，能活到九十九歲，才撒手人寰，不能不算是一個奇跡。在這個奇跡中建立首功者是克家夫人鄭曼女士。每次提到鄭曼，北大教授鄧廣銘則讚不絕口。他還利用他的相麵的本領，說鄭曼是什麼“南人北相”。除了相麵一點我完全不懂外，鄧的意見我是完全同意的。
克家和我都是山東人，又都好舞筆弄墨。但是認識比較晚，原因是我在歐洲滯留太久。從1935年到1946年，一去就是十一年。我們不可能有機會認識。但是，卻有機會打筆墨官司。在他的詩集《烙印》中，有一首寫洋車夫的詩，其中有兩句話：
夜深了不回家，
還等什麼呢？
這種連三歲孩子都能懂得的道理——無非是想多拉幾次，多給家裏的老婆孩子帶點吃的東西回去。而詩人卻濃筆重彩，仿佛手持寶劍追蒼蠅，顯得有點滑稽而已。因此，我認為這是敗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