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無事，我是說任何人都別夢想發家致富。
三十年裏，“大躍進”“大鍋飯”接著“大饑饉”，“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大學解放軍”接著“文化大革命”。我爹始終拉大車，做牛變馬隻能掙得略高的工資，對他的老弟兄們隻能多少有所補貼罷了。
也許可以這樣來表述，父親拉大車掙的一點血汗錢，自己都難稱富裕；但父親的老弟兄們日子更不富裕，簡直是赤貧如洗，父親不得不盡力幫襯他的一母同胞。血濃於水，親情作怪，形勢逼迫，他不得不自覺肩起了扶貧的責任。
不期然間，在母親和我的敘述中，老爺子就成了一個扶貧模範。
爺爺是土改當年下世的，窮苦了整整一輩子，慘淡經營處心積慮百計儉省千般惡受，臨了隻折騰成個下中農，老人家真是有些死不瞑目哩！虎彪彪七個兒子，繼續出力苦受，就不相信咱老張家富發不了！
而爺爺的死不瞑目，不知經過怎樣的基因密碼遺傳和生物能量轉換，竟化作了我父親一輩子的不死情結。
土地改革平均地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恰似中國曆史上屢見的改朝換代之後的情況。一個朝代的氣數衰盡，社會問題或曰種種積弊無藥可醫，其中土地問題尤為根本。地權不均，土地過分集中而無地農民太多，改朝換代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勢所必然。待均田之後，封建王朝新的輪回開始，曆史上便往往出現所謂的“治世”。
而共和國在農民獲得土地之後不久，政府始而倡導互助組既而推行合作化。把剛剛分給農民的土地一舉剝奪歸公，說法上叫做集體所有製。耕者有其田的農民，從此變成腳下沒有屬於自己一寸土地的無產者。
——有研究者分析，鄧小平先生也認為：我們建國後的一段時間，整個照搬的是蘇聯模式。
從合作化開始，國家實行城鄉分治的二元戶口管理製度，農民從此被牢牢綁定在土地上，再也沒有外出打工賺錢的任何自由。有的口無遮攔的，就罵大街：翻身？老子翻到烙餅鏊子上啦！你敢講怪話？咱們政權有辦法，把你打成壞分子。於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幾種階級敵人之外，給你戴上壞分子的帽子，也成了階級敵人。政策講得明白：對於階級敵人，地富反壞，隻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於是，人們敢怒不敢言，從此天下太平。
於是，有首歌子樂滋滋地唱道：合作化的農村一片新麵貌，社會主義的根子紮得牢又牢。初級農業社不算新，新個高級化；高級化不曾化得過癮，化個公社化。而據說，人民公社是金橋，是通往共產主義的路一條。人為防止兩極分化的本質上的大鍋飯，呈現為事實上的食堂大鍋飯。大家一齊湧進食堂，鬆開了褲帶猛吃，誠然是“各取所需”，許多地方就斷然宣布他們村他們寨提前跑步進入了什麼共產主義。
國家頒布了農業“八字憲法”來教農民如何種地，仿佛坐在京城辦公室的決策者，比祖祖輩輩的農民更加懂得種地。那“八字”原本是好八字，是為“水肥土種密保工管”。土壤疏鬆利於莊稼紮根，何勞吩咐，但上級號召深翻土地，這一號召不得了：翻地深達三尺勝過挖戰壕。結果肥土翻下去，生土翻上來。下得種子多，打得糧食多，道理簡單不過，但密植必須有限度。又是上級一號召，所謂試驗田搞密植每畝下種必須達到三百斤。經過專家測算，一粒麥子能長出小麥一百粒，播種三百斤，畝產就能保證達到三萬斤。小麥倒是挨挨擠擠地出苗了，麥地卻統統變成了草坪。中國足球臭不可聞，有一任總教練找客觀，說是中國沒有合格的草坪。真是所見不廣少見多怪。上級號召什麼時候會錯呢？為著證明上級號召的永遠正確，浮誇虛報一時成風。權威報紙《人民日報》白紙黑字登載消息說：某公社的豐產田小麥畝產平均八萬斤，而衛星田的畝產達到雙十萬！作家藝術家也必然出來湊熱鬧捧臭腳，吟詩作畫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