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P課程的目標擺在讓孩子甘心情願做父母希望他做的事。課堂上，錄像帶顯示一個女孩放學回家就把書包隨手一扔，媽媽平靜地說：“請你把書包放好。”女孩照做了，媽媽接著說：“謝謝你，瑪莉歐，謝謝你把書包放到該放的地方。”一位德國父母課程專屬講師表示：“和孩子保持同等高度，給清楚的指示，孩子做到就要很具體的稱讚，這就是父母的責任。”如果一次不行，就給他幾分鍾“角落時間”安靜下來，然後再試。
“有效父母係統訓練”及“堅強的父母——堅強的孩子”則強調和子女的想法和感覺交流。“有效父母係統訓練”在漢堡的講師絲爾克?韓瑞克請父母先觀察和思考，家裏最常發生哪種衝突？自己如何反應？孩子如何反應？因為，許多家庭的衝突根源，就在於父母隻想要盡可能迅速而且平順的處理日常生活，卻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孩子隻好以負麵行為去吸引父母的注意，父母很容易掉進這樣的陷阱，以錯誤的方式去對應，變成非常經典的惡性循環。另外，要學會積極聆聽。曾經擔任老師的韓瑞克還對在座的父母解釋，例如，每次回家先不要立刻追問：“功課寫完沒？”而應以體諒的心情和語調問孩子：“你今天很安靜，怎麼啦？什麼事讓你難過嗎？”
父母有時會懷疑自己的期望和要求是否合理，而孩子的行為就像一麵鏡子，反映父母內在的不確定和無助。父母課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讓“父母學習自我察覺，並且有機會和其他父母交流。當然，選擇去上課的德國父母知道，自己不是機器人，教育也不是按照操作手冊就可以完成的。四到十二次課程，既不會徹底改變一個人，自然也無法解決所有的家庭教育問題。但是他們發現，上課以後，自己麵對子女時，的確比較冷靜、比較有耐性，而且責罵的比例也降低了。
不僅父母主觀的認定父母課程的價值，連學界、媒體也罕見的一致肯定父母課程的正麵意義。社會學家胡爾曼分析，在父母課程裏，的確可以學到有助於克服家庭日常生活壓力和衝突的方法，父母課程讓參加者克服了一般性的溝通障礙。
當然，令人驚喜的是，參加父母課程，不僅父母受益，孩子也願意采取比較和平的溝通方式。因為，不論是否願意，父母都是孩子的榜樣，孩子會模仿。盡管如此，德國的教育學者並不因此就把家庭教育的未來，完全放在父母課程上。他們希望父母能夠自覺地去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做讓孩子理解和信服的事，把孩子作為自己的鏡子。
“嚴謹”與“理性”的家庭教育方式
德國家庭教育以“嚴謹”與“理性”為顯著特點。
首先，德國父母盡早讓兒童養成自我、自主的獨立精神。兒童從兩歲開始，一般頑固得不得了，“不要”兩個字常常掛著在口頭上。此時，德國父母以為“不要”的含義是“我自己能幹，媽媽爸爸不用管”，從而對孩子的態度會變得稍微冷漠一些，在父母和孩子之間拉開距離。心理學家指出，孩子說“不要”，不過是一種調皮的舉動，他實際上舍不得父母的關心，父母對他冷漠，肯定不免讓他遭遇內心傷害。比如，父母帶孩子到操場玩耍時，孩子會說“我能自己玩兒，我沒事”，隨後陪同一些小朋友們向遠處跑去，德國父母就允許他走。不過，實際上，孩子一直在回頭瞧著父母，見不到他們跟著走，他可能覺得又害怕又難過。經過這件事，德國孩子迫不得已養成獨立精神，但內心也會封閉起來。年齡到了十歲以上，在滿地爛泥的球場上奔來跑去也好，在喧囂的大街上賽跑自行車也好，在幽暗的森林中露營也好，他們大膽地麵臨外麵的世界。這種性格有所好處，比如，德國孩子善於合作，懷有團體精神，喜歡參與球隊或者樂隊。不過，這種積極性也表示，德國孩子需要補充父母給他們留下來的心裏空虛。
其次，德國父母不讓孩子隨心所欲地說心裏話。倘若孩子發泄、發怒、發牢騷、發哭聲，父母會令他“控製自己”，因為覺得控製不住表情的孩子不懂分寸。如此，孩子會養成自控的能力，過分克己，控製不住自己就不妨感到內疚。結果，這種“能忍則忍”的心態使德國人的內心情緒與向外表態隔離了。
此外，德國父母與孩子溝通的時候，習慣談到比較正式的話題，諸如曆史、哲學、文藝、時事等等。如此，早在上小學的時候，德國兒童就會討論乃至“雄辯”抽象的話題。這種溝通方式與別國文化格格不入，因為無論是拉美國家的“溫柔”還是東方的“中庸”，都偏重於交流的“形式”（即禮儀、言辭、表態），德國則重視說話的“內容”。中國人請德國人一起吃飯時，這一問題尤其突出：中國人不嫌麻煩地敬酒、倒茶、點菜，德國人則願意討論敏感的社會課題，羅索得哪怕一盤菜也吃不光！
“嚴謹”與“理性”，德國民族一直沿用類似的家庭教育方式，甚至可以追溯到千秋的古羅馬帝國時代。當時，雖然德國地大人多，東南西北的民族不同、風俗各異，但早在公元98年，古羅馬作家塔西倫的《日耳曼國》一文仔細敘述了日耳曼民族家庭教育的集體性質。塔西倫提出，在日耳曼家庭中，父母的孩子教養極為嚴謹。男孩兒不到10歲時就要陪同父親去森林裏武鬆打虎地狩獵，從而養成陽性勇氣以及團體精神。姑娘則待在家裏幫母親忙著家務，行為孝順、性情樸素，到了18歲才談起戀愛，嫁給出身同等貴賤的男子。到了戰爭爆發的生死關頭，男人就利用他們童年狩獵時學到的技巧來殺害敵人，女人則站著在戰場旁邊大聲捧場。塔西倫還認為，這些風俗與日耳曼國的寒冷氣候略有關係。寒氣使人的氣質冷漠，性情樸素，言行耿直。其實，塔西倫不曾動身渡過萊茵河親眼觀察日耳曼民族的實際情況，反而在遙遠的羅馬城裏坐在寫字台前，根據將軍、商賈、遊者的見聞撰寫了一個半真半假的傳奇性故事。他並不以客觀為目的，而更想將邊疆異族的原始社會對照地中海的高度文明。當時，羅馬帝國被奢侈、腐敗、淫蕩一些歪風邪氣滲透，與日耳曼的嚴謹和樸素成對比。
盡管《日耳曼國》的大部分內容毫無根據，但塔西倫關於家庭教育的評價還有一分道理。通過數百年的不斷演變，即便德國漸漸成為發達社會，其家庭教育的核心精神始終沒有改變。16世紀初，德國教士馬丁路德在北歐地區啟動宗教改革運動之後，德國家庭教育深受宗教改革風氣的影響。德國父母讓孩子勤學勤勞，遵守紀律，每周日按時拜訪教堂。
自17世紀至19世紀，隨著普魯士王國強大起來，家庭教育與軍隊教育日益相似，父母借鑒嚴緊軍紀的榜樣以教養孩子。另外，德國在科學、哲學領域中走在前鋒，父母與學校教師一起著力培養孩子的邏輯思維，使得德國教育變得越來越“理性”。值得一提的是，19世紀的德國史學家格外重視古希臘和古羅馬，又重新精讀《日耳曼國》，以此文為事實。甚至，當時的著名史學家還提倡以古代德國的家庭教育作為新一代德國父母的模範。
二戰後，德國成為民主國家，尤其是在60年代的學生運動之後，父母比以前更開放一點，讓孩子談戀愛，參加晚會，穿牛仔褲。而且，家庭教育走向消費文化。百貨市場連綿不斷地建起，變成德國家庭的遊樂場所，大幅度提高了孩子對玩具、糖果、遊戲的需求。此外，出去幹活兒的母親逐年增多。除了這些變化之外，現代德國家庭教育與宗教教條、政府宣傳拉開了距離。總之，德國家庭教育的事情，確實說來話長。雖然“嚴謹”與“理性”的特點古今皆有，但其具體形式不斷在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