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第二天上午，縣公安局刑警隊的警察，就到南埡村以“非法拘禁”罪帶走了南埡村支部書記耿洪明。我們是在上午十一點鍾得到這個消息的，跑來給我們報信的是南埡村副村長耿中輝，這個漢子急赤著臉，連比帶劃，半天才對我們把事情說清楚。他說，公安局要抓走耿洪明，一千多村民不讓抓，把警察圍住了，警察朝天上開了槍，但村民還是不讓路，看樣子要打起來，他看見事情嚴重了，才跑來給我們報信。
我們聽到這個消息，顧不得多想，就和穆鄉長一起，飛速往南埡村趕去。
等我們趕到那裏一看，耿洪明已經被警察帶走了。衝突的最後解決還是靠了耿洪明自己，他連吼帶罵，把鄉親們吼開了，然後和警察一道，從人縫中走了出去。
但村民們並沒有散開，見我們去了，立即又把我們圍了起來，怒不可遏地質問我們為什麼要抓耿洪明。我們想對他們解釋，然而根本沒有我們插話的機會，看著他們一張張憤怒的麵孔，聽著他們一句句厲聲的質問，我和老穆都隻能表示沉默。過了許久，他們的聲音終於低了下來，這時，我和老穆才對他們說，對公安局今天的行動，我們鄉黨委、鄉政府事先並不知道，但我們希望他們要保持冷靜，要相信公安機關和上級黨組織，一定會根據法律和實事求是的原則，妥善處理。但我們所說的話，根本起不了作用，他們壓根就不相信我們事先不知道這件事，振振有詞地說：“公安局要來抓人，而且抓的是支部書記，事先不和你們通氣，怎麼說也不符合情理嘛。”
我們又對他們講了一通司法機關獨立辦案的原則，但大夥兒仍然不肯相信，把我們緊緊圍著，好像非要我們還出他們的支部書記不可。這時，村裏的其他幹部不得不站出來替我們解圍了，說：“你們瞎吵什麼，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了？錢書記和穆鄉長為保護耿書記和我們這片林子，還背了黑鍋，你們知道不知道？”
這麼一說，村民們才讓開了路。
回到鄉上，穆鄉長對我說：“錢書記，我沒想到事情會發展到這一步，我以為廖猴兒他們告上去，縣上至多再給一個批評教育或警告什麼的，大不了再讓我們撤了耿洪明的職，現在公安一介入，情況變得複雜起來了，怎麼辦呢？”
我說：“是呀，我們當初就應該想到這一點，因為從法律的角度講，公安和司法的介入也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
穆鄉長說：“我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為了集體利益的人，去負刑事責任吧？何況這種過失完全是由客觀環境給逼迫出來的。要說負責，難道法律就不應該負一定的責任嗎？如果法律製定出來，隻管製約抓小偷的，而不能製約小偷，也不知道這法律是不是好法律？”
我捧著頭，半晌沒說話，過了一陣才說：“是的，下來這大半年，我領會最深刻的，就是你那句話：依法的辦不成事，能辦的事又沒有法。”
穆鄉長說：“好了，我們現在不去管它法律怎麼樣了，你是從縣上下來的，又給高書記做過秘書，為了耿洪明和南埡村那片林子，你能不能回縣上去，在有關領導和部門麵前，替耿洪明和南埡村一千多村民美言幾句，求他們放耿洪明一馬。”
他的話裏帶著懇求的成分，說完，就審視地看著我。
我說：“事情已經發生了，回去向領導和公安說清楚情況，倒是完全應該的，但能不能起作用，也就是說，他們會不會放老耿這一馬，我不敢保證。”
穆鄉長聽了，立即說：“當然，放不放老耿是他們的事，但隻要你跑了路，盡了力，我想南埡村人也會感謝你的。”
我說：“這話你就把我當外人了！那天你給我講管官之官和親民之官時，我不是引用了《徐九經升官記》中徐九經的兩句話嗎：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紅薯。既然你我都當著這個芝麻官兒，給他們說說話也算是應盡之責吧！”
老穆不說什麼了，卻站起來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那一瞬間，我感到了這個土生土長的基層幹部對我的信任，以及希望上級放耿洪明一馬的殷切之情。
就這樣，我草草地吃了一點午飯，就坐著我們那輛破野馬車進城了。
回到縣城，我沒顧得上回家，直奔縣公安局去了。
就像穆鄉長所說的那樣，因為我給高書記當過秘書，因而和縣上部門的一些頭頭腦腦，也算是多少有些交情，還不至於像別的同誌來辦事那樣，給擋在領導的大門外。公安局的朱局長倒是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可是，當我說起耿洪明的事時，他卻作難地對我說：“老弟呀，別的事我答應你，可這件事實在沒辦法！你想想，這姓耿的不是一次兩次違法了，而是多次明知故犯，在群眾中已經造成了惡劣影響，不追究已經不行了。而且這次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告狀的群眾都把受害者抬到分管政法的鄭副書記的辦公室去了，你說，不依法懲處能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