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以饑餓自賣為奴婢的人，一律免為庶人。
④抑製商人，不許他們衣絲、操兵器、乘車騎馬，不許他們做官，加倍征收他們的算賦，以限製商人對農民的兼並。
⑤減輕田租，十五稅一。
漢高祖認為臨時頒行的約法三章不足以“禦奸”，命丞相蕭何取秦法加以損益，製定《九章律》，作為鞏固統治的重要工具。
漢高祖命陸賈著書論說秦失天下的原因，陸賈在他所著《新語》一書的《無為》篇中指出：秦代事功越煩，天下越亂；法禁越多，奸宄越盛；兵馬越眾，敵人越多。秦始皇並非不欲為治，但秦朝崩潰，正是由於舉措太暴，用刑太過的緣故。從陸賈所揭示的曆史教訓中，漢初統治者認識到，在當時的條件下，隻有輕徭薄賦慎刑，才能緩和農民的反抗，鞏固自己的統治。這樣就形成漢初“黃老無為”的政治思想。漢高祖以及文景時期的許多措施，正是這種無為思想的體現。
文景之治
惠帝、呂後時期(公元前194年—前180年)，無為思想在政治上起著顯著作用。丞相曹參沿襲蕭何輔佐漢高祖的成規，所謂“蕭規曹隨”，舉事無所變更。在這十五年中，很少興動大役。惠帝時幾次發農民修築長安城，每次為期不過一月，而且都在冬閑的時候進行。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呂後元年(公元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邊境戍卒一歲一更的製度，也在這時重新確定了。
文帝、景帝統治時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繼續“與民休息”，社會經濟逐漸發展，史稱“文景之治”。
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文帝下詔全免田租；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複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稅一，並成為漢朝定製。文帝時，丁男徭役減為“三年而一事”，算賦也由每年120錢減為40錢。長期減免田租徭賦，對地主有利，但也促進了廣泛存在的自耕農民階層的發展。西漢初年“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戶口繁息的迅速，就是自耕農民階層得到發展的具體說明。
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商業也日益活躍起來。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取消過關用傳製度，有利於行旅來往和商品流通。文帝弛山澤之禁，促進了鹽鐵業的發展，對農民的副業生產，也有一些好處。
隨著糧價的降落和商業的活躍，致使大商人勢力膨脹，囤積居奇，侵蝕農民，使廣大農民破產流亡。文帝、景帝都曾重申商人不得為吏的禁令，企圖限製商人的發展。為了提高穀價，緩和穀賤傷農的現象，文帝接受晁錯“入粟拜爵”的建議，準許富人(主要是商人)買粟輸邊，按所輸多少授予爵位。輸粟達600石者爵上造，達4000石者爵五大夫，達12000石者爵大庶長。晁錯又建議，入粟拜爵辦法實行後，邊境積粟足以支五年，可令入粟者輸於郡縣，使郡縣也有積粟；邊境和郡縣都已充實，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辦法的實行，使農民的處境暫時有所改善。
文景二帝提倡節儉。在他統治的二十三年中，“宮室苑囿，車騎，服飾，無所增益”。皇帝尚節儉，對地主、商人中正在興起的侈糜之風，多少會起一些製約作用。此外，文景時期，對待匈奴和周邊少數民族盡量避免訴諸武力，以和為貴；對強敵匈奴仍采取“和親”政策。
文景時期，在法律方麵也有一些改革。文帝廢除了漢律中沿襲秦律而來的收孥相坐律令，縮小了農民奴隸化的範圍。文帝、景帝又相繼廢除了黥、劓等刑，減輕了笞刑。這個時期許多官吏斷獄從輕，但責不指，不求細苛，所以有“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之說。
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對恢複和發展生產起了一定的作用。據史書記載，那時國家無事，非遇水旱災害，則人們人給家足，都市鄉間糧倉都滿，新穀壓舊穀，府庫餘錢多不勝數，由於長期存放，穿錢的繩子都爛了。一般的鄉間街巷都有好馬，那時人們出門參加聚會，騎母馬的人會受到恥笑。一個強盛而富庶的西漢帝國在亞洲大陸出現。
可以說，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盛世，它和後來的“貞觀之治”、“康乾盛世”一樣，由於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發展，而曆來為史家所稱道。
文帝緩治
文帝劉恒是高帝劉邦庶子，他的母親薄姬不受寵愛，因而也免遭呂後嫉恨。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僅僅八歲就被立為代王，封國在今山西中部，當時屬偏僻邊區，遠離政治中心，與漢廷的權力鬥爭沒有多少牽連。正由於這樣一種比較超脫的地位，才使他得到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功臣集團和琅邪王劉澤、宗正劉郢等劉氏宗室的一致讚同，越過覬覦帝位首先起兵聲討諸呂的齊王劉襄而坐享其成。他確乎是在臣民歡迎擁戴之下，正大光明地當了皇帝。這就使他在政治上處於優勢，能夠堅持原則駕馭群臣。加上他深明君道，很有政治才能，他的統治不僅為漢王朝的鞏固發展奠定了基礎，在二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史上也頗具特色。因而被舊史家稱頌為可以同西周的成康媲美的治世，譽為封建帝王中的一位明君。
文帝繼續奉行漢初以來的休養生息政策。首先是注意修改苛酷的刑罰，以鬆弛一下秦王朝遺留的過分緊張的政治局勢，適當緩和專製政府對民眾壓迫的程度，企圖培植一種比較安寧平靜的社會政治環境，以促進生產的恢複和發展。文帝元年曾廢除一人犯罪，父母家屬連坐的法令。二年廢除誹謗妖言罪。十三年又廢止割鼻、斷足等殘害肢體的肉刑，代之以笞刑。但由於開初規定笞刑的最高額多至500，“或至死而笞未畢”，人已經打死了刑數還未滿額。名義上在減輕刑罰，實際上受刑而死的人反而更多。景帝發現這一問題後，進一步加以改革，把最高限額減為200，還規定了竹板的尺寸大小，隻打臀部，每名罪犯限定由一個差人行刑，中途不許換人，這以後受笞刑的人才得保住性命。文帝又規定罪犯服勞役有一定的刑期，凡不逃亡而服刑期滿的，可免為庶人。改變了自古以來“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至”的傳統製度，這是愛惜和保護社會勞動力的一項重大改進。文帝晚年由於方士辛垣平裝神弄鬼欺騙被察覺，恢複了連坐族誅的酷刑，但除謀反大逆罪以外，其他罪犯還是沒有實行連坐法了。加以文帝君臣強調教化，量刑寬大，斷案比較審慎，嫌疑不能判定的案子多從寬處理，所以刑事案件大為減少，據說一年隻有幾百件，社會治安幾乎達到了儒生們理想的西周盛世的水平。這同秦王朝末年“囹圄成市，赭衣半道”的殘酷景象適成鮮明對比，也正是“文景之治”得以出現的前提條件。
文帝還很注意發展農業生產，一再強調：“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他一方麵恢複古代的“籍田禮”作出帶頭種田的姿態以鼓勵農耕，另方麵還多次減免田租，有時減一半，有時全免。口賦和徭役也減少2/3。又還裁減首都部分警衛部隊，壓縮皇室的馬匹調去資助政府的驛站，還曾赦免官奴婢為庶人，以及賞賜孤寡老人等。
文帝所以能夠不斷減輕租賦徭役，關鍵在於他有效地控製了政府開支。他在位二十三年中，沒有新建宮室苑囿，還經常撤消舊有的苑囿，將土地賜與貧民。有次他打算修一座露台，工匠造預算說是要花費百金。他聽了便說：百金是十戶中等人家的資產啊!我享用先帝留下的宮室都感到不配而羞愧，還修露台幹什麼!馬上作罷。他平時節省宮廷生活費用，修建陵墓也不用金銀貴重物品殉葬，隻用些陶器，建築也盡量省工。臨死時下遺詔說，天下萬物有生就有死，不必過於悲傷。喪事一切從簡，還將宮中大部分美女放回家。除了自身帶頭節約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堅持保境安民的原則，盡量避免用兵作戰。當時將軍陳武等建議出兵，恢複秦王朝時疆土。文帝卻說：打仗是凶險的事情，縱使能夠獲勝，損耗也很大，民眾受不了。我隻希望邊境保持和平安寧，好處就很多了，暫且不必考慮用兵攻取。他曾派陸賈出使南越，通過交涉折服了割據南方自號“武帝”的趙佗，使他納貢稱臣不再擾邊。又采納晁錯的建議，移民充實北部邊區，加強對匈奴的防禦力量。由於他采取守勢，努力減少軍事活動，這樣就使得人民的徭役負擔大大減輕，有可能安心生產，社會經濟逐步恢複發展，糧食價格降到十多錢一石，全國呈現一派和平繁榮景象。
當張釋之向文帝提出一些建議時，文帝曾要求他：“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即是說不用講一些大話空話。要談就談當前具體可行的意見。於是張釋之就向他講秦漢的事情，秦所以失敗漢所以成功的經驗教訓，講了很多，文帝聽得挺高興。後來也還常向他詢問秦政的流弊。不難看出，文帝這一係列政策，正好是與秦王朝的作為處處相反的。顯然他是正確地吸取了秦始皇和秦二世奢侈浪費、窮兵黷武、嚴刑峻法引起農民革命以致王朝覆滅的曆史教訓。他接受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宣稱“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先民後己”，認為作為皇帝應當辦好民眾的事情，先要考慮民眾，使他們安居樂業。這當然不可能真正做到，但同秦二世公開宣揚當皇帝就是隻圖自己縱情享樂，也的確是完全對立的兩種政治思想。因此，同秦朝堵塞言路的作風相反，漢文帝比較能鼓勵臣民發表意見，大小群臣提出建議他都能認真聽取。講得對的就嘉獎，錯誤的不采納就算了，也不追究責任。有次一個芝麻大的小官馮唐當麵指責他不能選任良將，他當時雖然生氣地離開了，事後卻又把馮唐找來仔細詢問並立即接受批評，改正錯誤的處置。漢代學者認為，這正是漢文帝突出的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