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四大類書
北宋四大部類書指宋太宗趙光義至宋真宗趙恒時官修的《太平廣記》、《太平禦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
《太平廣記》是一部古代小說類書，全書五百卷，目錄十卷，引用書目列出的有三百四十三種，實際有五百種左右。取材於漢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說傳記及釋道等書。內容為神仙、道術、方士、異人、報應、征應、定數、讖應、名賢、廉儉、知人、技巧、器玩、神、鬼、雷、風、山、石、草、木，馬、牛、羊，禽鳥、水族等，而以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它是研究宋代以前小說的珍貴資料。明代以前，《太平廣記》刻本流傳不多，主要為抄本。至公元1566年談愷據抄本重刻後才廣泛流行。
《太平禦覽》是一部百科全書性質的類書。初名《太平總類》，因太宗趙光義曾按日閱過全書，才改題今名，簡稱《禦覽》。全書由李日方主纂，扈蒙、王克貞、宋白等十三人編纂。全書一千卷，分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類，引書達二千五百七十九種。內容包括天、時序、地、皇、王、皇親、州郡、居處、封建、職官、兵、人事、逸民、宗親、禮儀、樂、文、學、治道，刑法、釋、道、儀式、服章、服用、方術、疾病、工藝、器物、舟車、奉使、四夷、珍宅、布帛、百穀、飲食、火、鬼神、妖異、獸、羽族、鱗介、蟲豸、木、竹、果、菜、香、藥、百卉等。編纂時充分利用皇室藏書、前代類書。每條皆注出處，便於使用引據。
《文苑英華》是一部文學總集。李日方、宋白、徐鉉等二十六人奉太宗趙光義之命編纂。全書一千卷，上起蕭梁，下迄晚唐五代，內容包括賦、詩、中書製誥、策問策判、表箋、諡儀、誄、碑、誌、墓表、行狀、祭文等方麵。十分之一為南北朝時作品，十分之九為唐代人作品。多數根據當時流傳的抄本收錄，保存了很多有價值的文學資料。書中收錄了大量的詔誥、書判、表疏、碑誌，可用以考訂古籍得失，補充缺漏。書中存有宋本小注，可作文學校勘、對照比較。書中收入不少律賦、試帖詩、策論、公牘，為當時讀書人和官吏考試作文和辦公應酬提供了範本。
宋真宗趙恒時，曾進行修訂，孝宗趙容時，又經周必大、彭叔夏等詳加校正，後刻板印行。本書南宋刻本僅殘存一百四十卷。公元1566年，胡維新等根據傳抄本重新刻印。
《冊府元龜》是一部史學類書。全書一千卷，據各朝正史及《國語》、《管子》、《孟子》、《韓非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和曆代類書，用編年體和列傳體相結合的方法分類編纂，分帝王、閏位、僭偽、列國君、儲宮、宗室、外戚、宰輔、將帥、台省、邦計、憲官、諫諍、詞臣、國史、掌禮、學校、刑法、卿監、環衛、銓選、貢舉、奉使、內臣、牧守、令長、宮臣、幕府、陪臣、總錄、外臣等31部。部下分門，共—千一百零四門。前五百卷紀君，後五百卷紀臣。詔題書名曰《冊府元龜》。
四大刻書中心形成
宋代出版業十分興盛，刻書業遍布全國，其中最發達的是四川成都和眉山地區、北宋首都開封、浙江杭州和福建建陽、麻沙地區，這些地方成為宋代四大刻書中心，並出現了蜀刻、浙刻、閩刻等不同刻書風格，帶動著全國刻書業的蓬勃發展。
北宋初年，成都一帶刻書業即蜀刻最盛。四川是雕版印刷技術的發祥地，成都作為宋初雕版印刷大藏經的基地而馳名全國，成為著名的刻書中心和刻印技術集散地，培養了大批技術工人，積蓄了豐富的印刷經驗。南宋年間，蜀刻中心向眉山轉移，四川轉運使井度主持刻印了宋、齊、梁、陳、魏、北齊、北周七朝史書，此即著名的蜀刻大字本“眉山七史”。眉山地區還刻有《周禮》《春秋》、《禮證》、《史記》等書。蜀刻本校勘精當，字體遒勁方正，行款疏朗，版式舒展，為宋代刻本中的精品，曆來為版本學界所看重。
北宋首都開封，政府掌管校刻圖書的機構國子監就設在這裏，不少著名監版書在開封刻印，極大地促進了開封刻書業，也帶動了這一帶坊刻、私刻的發展。開封生產的監本書以校刻精湛而聞名。宋朝南渡後，開封的刻印力量一部分隨政府遷，遷到杭州，杭州具有較發達的經濟和優良的文化背景，因而成為浙刻的中心。浙刻本刻工技術嫻熟、紙墨工料上乘而刻印精美，是宋版書中的佳品。閩刻集中於建陽、麻沙一帶，閩刻以刻印速度快和發行量大而聞名，故有“福建本幾遍天下”之說。另一部分被金遷到了山西平陽。
《三經新義》
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六月，宋朝廷頒行《三經新義》，作為學校的教材。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講《尚書》，宋神宗曾要求王安石重新訓釋六藝。熙寧五年，宋神宗又對王安石談及當時經術人人乖戾，督其將所著頒行於天下。
王安石改革科舉，整頓學製後，公元1073年設置經義局，王安石提舉經義局，目惠卿兼修撰，王兼同修撰。從新進士中選拔餘中、朱服、邵剛、葉唐懿、葉杖、練亨甫等，充國子監修撰經義所檢討。王安石複相後，重又主持此事。公元1075年六月，撰成《詩義》、《書義》、《周禮義》五十五卷進呈趙頊，頒於學官。
《詩義》、《書義》、《周官義》(即《三經義》)的訓釋主要是根據王安石的經說立論的，其中《周官義》是王安石親自執筆。王安石治經，不拘於章句名物，認為“聖人之術，在於安危治亂”。《三經新義》以王安石的思想為基準，所以公認《三經新義》是王安石的著作。包含著變法思想的內容、新義打破“先儒傳注”，依托儒家經典宣傳變法革新的思想，一時號稱“新學”。
《三經新義》頒行以後，太學和各州縣學都以此為主要教材，科舉用它作為應試的標準。在此後50多年間，幾乎支配了整個教育文化部門。
北宋教育家胡瑗
胡瑗(公元993年~1059年)是北宋時期的大教育家，因他在湖州辦學十分成功，後胡瑗到中央太學擔任官員，他的教育方法隨之推廣到全國。
開始帶著保寧軍節度推官的頭銜在湖州(今江蘇湖州)辦學，學校規章製度十分健全，胡瑗以身作則，帶頭執行也穿著厚厚的衣服正襟危坐公堂之師重教，教師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子弟父兄，因而胡瑗興辦的學校越來越紅火，跟著他學習的學生多達數百人。
宋仁宗慶曆年間，政府下令振興全國學校教育，中央也整頓太學，紛紛效法胡瑗在湖州的辦學經驗，並由中央規定成正式的法令，各地必須嚴格執行。胡瑗擔任太學官員後，學生日趨增加，甚至到了太學原有校舍容納不下的程度，政府不得不下令征集一批官府公房安置學生。禮部每年所錄取的進士，十分之四五都是胡瑗的學生，從而名聲大震，聲譽日隆。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十二月，宋仁宗提拔胡瑗為管勾太學，具體負責太學的一切事務。
朱熹刊印《四書集注》
北宋時期，儒學在理學家的帶動下，又開始興盛起來，在民間掀起了授徒講學之風。在教材的選定上，理學家們依照自己的理解，特地從關於禮儀製度的典籍《禮記》中抽取出大學》、《中庸》兩篇，並為之作注解以教授生徒。
理學大師朱熹祖述程顥、程頤的觀點，特別尊崇《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章，使之與《論語》並列，認為它們代表了儒家經典的根本精神。他對此四書分別作了注解，於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和漳州任上，首次一齊刊印，稱之為《四子》，亦即後人所稱的《四書章句集注》，或簡稱《四書集注》。刊出後，朱熹自己又反複作過修改，是他最富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對後世影響極大。《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合稱為《四書》，從此始。
郭熙山水畫
郭熙(公元1023年～1085年)是河阻溫(今河南省溫縣)人，主要活動於北宋仁宗，神宗時。神宗熙寧初進入翰林圖畫院為藝學。他作畫以構景巧妙著稱，到晚年又發展出自己的特色，既能作李成派擅長的平遠寒林，也善於作丘壑雄深、雲煙變滅的巨製，尤其長於通過景物表現氣氛。他曾畫《秋景煙嵐》、《春雨晴霽》、《冬陰雪密》等圖，都是著重表現季節和朝暮、陰晴、雨雪變化之景。他深究畫理，“凡畫山水，須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有所不同。在取景方法上提出高遠、深遠、平遠的“三遠法”。有了對自然界的長期觀察，故所作山水畫，春山豔冶如笑，夏山蒼翠如滴，秋山明淨如妝，冬山慘淡如睡。
郭熙傳世作品較多，署款並有紀年的有《早春圖軸》、《關山春雪圖軸》(約公元1072年)和《窠石平遠圖軸》(公元1078年)三幅，又有《樹色平遠圖卷》、《山村圖軸》、《幽穀圖軸》等，沒有款識，一般也認為是他的作品。《早春》是公認的郭熙代表作，在絹上用水墨作畫。他利用淡墨的微妙變化，盡量減少景物在遠近和晦明上的色差，來表現含蓄的景物，把由於春天空氣中水蒸氣增多，影物籠罩在淡淡的陽光下顯得模糊不定的氣氛烘托出來，很好地體現了他在《林泉高致》中所說“春山淡治而如笑”的境界。在李成真跡不傳的今天，這幅畫堪稱是代表李郭畫派最高水平的巨製。
一代宗師李成
山水景物先是在人物畫中用作配景的，大約在唐代逐漸形成獨立的畫種。北宋時，山水畫在題材、風格、技法上均有重大發展，李成、董源、範寬三人被稱為宋初三大家。後世稱這三家為“百代標程”。
三家中，李成被北宋人公認為宋朝最重要的山水畫家。李成(公元919年～967年)，字鹹熙，原籍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為唐朝宗室之後在北宋隻生活了八年，主要創作活動在五代末，但北宋人都公認他是本朝最重要的山水畫家。
李成的山水畫學習荊浩、關同，繼承了荊浩、關同的北方山水畫派的特點，並發展成新的風格。他擅長畫平遠寒林，能夠真實生動地表現開曠和深遠，有很高的寫實技巧。他的畫山水風格淡雅，筆墨秀潤，畫石如飛動的雲頭，畫林木多用尖筆(毫鋒穎脫)，景物富於變化，尤長於用淡墨表示多層次的、煙籠霧約的平遠之景。後人說李成“惜墨如金”就是指他作畫淡雅含蓄，少用濃墨重筆而言。
李成的作品傳世極少，北宋後期大鑒賞家米芾就說他平生隻見到兩件李成真跡，而偽者卻見過三百本。流傳至今傳為李成的作品中已經沒有真跡，但其中有些確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李成風格的北宋畫，把它們和郭熙、王詵等李成派大師之作比觀，還可大體推測出李成畫的麵貌。這些畫有《讀碑窠石圖軸》、《喬鬆平遠圖軸》、《茂林遠岫圖卷》、和《晴巒蕭寺圖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