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突出了“效”，即實用性，在論述諸病時著重概括受病之由，闡述症候特色，並附有醫案，可供臨床借鑒參考。而且在選方時不分貴賤，注意吸取一些民間驗方與中草藥的治療經驗，加強實用價值。書寫成後，影響深遠，流傳廣泛，並有一定國際影響，為後世婦產科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
宋代佛教
在宋一代，佛教在宗教界可以說一直唱著主角。宋建立後，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都信奉佛教，北宋一建立，就大力提倡佛教，公元960年，趙匡胤剛登位，即令各地保護寺院，公元971年，派人前往成都雕刻藏經，按照《開元釋教錄》所載的藏經，順次刊行。公元983年，刊刻十三萬版，近五千卷。此後繼續進行這一工作。太宗時期建寺院，在東京設譯經院。佛教勢力開始興盛。
河南府進士李藹作《滅邪集》反佛，趙匡胤斥他“誹毀佛教，誑惑百姓”，把他流配沙門島。太宗趙光義時，對佛教的倡導可以說到了一個高峰。在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等處修建寺廟，在開封設譯經院翻譯佛經。太祖趙匡胤開寶年間，開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經，太宗時雕版完成。這是第一部印行的佛經總集。宋朝建國時，各地僧徒不過六萬八千餘人，太宗時增加到二十四萬。真宗趙恒更加大力提倡佛教，撰寫《崇儒術論》的同時，又作《崇釋論》，說佛與孔孟“跡異而道同”。趙恒繼續建寺譯經，並親自作佛經注釋。全國僧徒增加到近四十萬，尼姑六萬多，所成佛經多至四百一十餘卷。真宗統治時期，成為趙宋一朝僧徒最多、佛學最盛的時期。
宋儒雖排斥佛教，但宋儒理學所受佛教思想之影響頗多，士大夫中亦喜聞禪學，至於庶民百姓，尤其是死喪殯葬之時的禮節，亦受佛教的影響。
宋朝佛教有各種宗派，其中以禪宗南宗流傳最廣泛。南宗中又有各種宗派。在禪宗之外，天台宗等宗派也相當盛行。
北宋道教
北宋提倡道教，特別是在太宗、真宗、徽宗時期，崇道教成了一股思潮。道教的幾個代表人物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對學術思想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陳摶是五代後期的有名道家。宋太宗時，被召到京城，太宗賜號“希夷先生”。宋代的幾個重要理學家如周敦頤、邵雍的學術都和他有緊密的關係。據說，周敦頤的《太極圖》是陳摶傳下來的；邵雍的學術思想淵源也來自陳摶，另外一個重要人物是張伯端，但他主張儒、釋、道“教雖分三，道乃歸一。”這裏體現出儒、釋、道合流的趨向，但道教在北宋最興盛時期是徽宗時期。宋徽宗大肆宣揚道教，為提高道教的地位，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二月，下詔示道教仙經於天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正月，下令置道階26級、道官26等；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下令立道學、修《道史》；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四月，他還自稱是神霄帝君下凡，令道院冊封他為“教主道君皇帝”，集天神、教主、人君三位於一體。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八月，頒發《禦注道德經》，九月，詔太學置道教各經博士，等等。從此，道教愈發興盛起來，道教的地位被抬到空前的高度。
《洗冤集錄》
《洗冤集錄》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比較完整的法醫學專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專著，比意大利人佛圖納圖·菲德利(FortunatoFidelis)所著的歐洲第一部法醫學著作要早三百五十多年。此書的最早版本是宋理宗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宋慈於湖南憲治的自刻本。該書一出，皇帝立即命令頒行全國，成為南宋王朝及後世辦理刑案官員的必讀本，據錢大昕稱，該書一直被“自司檢驗奉為金科玉律”(《十駕齋養新錄·洗冤錄條》)。該書編撰者宋慈(公元1186年～1249年)，宋建寧建陽(今屬福建)人，字惠父，嘉定進士。後任廣東提刑，雪洗冤獄，除暴安良，扶正祛邪，八個月決辟獄囚二百餘，一掃粵吏數年不予詳複的積弊。他博采治獄之書以及官府曆年所公布的條例和格目，加以訂正，補充，又吸取民間醫藥學知識與官府刑獄檢驗經驗，分檢複總說、驗屍、四季屍體變化、自縊、溺死、殺傷、服毒以及其他傷死等五十三項，今年著成《洗冤集錄》一書，《洗冤集錄》中不少內容符合近代法醫學原理，有許多具有相當高的科學水平，對法醫檢驗很有價值的條目。它提出了即使在今日法醫檢驗中也須遵循的檢驗的一般原則，該書所論述的法醫檢驗範圍和項目與現代法醫學所論述的基本一致。明代以後，朝鮮、日本、法國、英國、德國、荷蘭先後翻譯出版《洗冤集錄》，該書在國際上廣為流傳，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發展的一大貢獻。
遼國漁獵、畜牧和農業
漁獵
契丹族居住在潢河、土河之間，以漁獵為基本的生產方法。捕魚有鉤魚法。遼人鉤魚時，先在河上十裏範圍內，用毛網截魚，防止魚跑掉。再在河麵上鑿四個冰洞，叫冰眼。其中三個冰眼鑿成薄冰，以便從這裏觀察魚的動靜；將其餘一個冰眼鑿透，在這裏鉤魚。因為魚在冰裏呆的時間久了，一遇到有出水的地方，一定會來伸頭吐氣。等魚到冰眼，將拴著鐵鉤的繩子投去，便能鉤到魚。另一種方法是：在河冰上鑿冰眼，舉著火把向水裏照，這時魚都會湊到火光處，將鉤竿插下水裏，定會鉤到魚。
遼朝曆代皇帝經常在達魯河或鴨子河的春捺缽鉤魚，當捕獲頭條魚後，則設宴慶祝，稱“頭魚宴”。我國北方某些地區至今仍然沿用鑿冰鉤魚法。
契丹人酷愛射獵，居無常處。連契丹婦女，自後妃以下，都長於騎射，和男子一起田獵。他們春季捕鵝、鴨，打雁，四五月打鹿，八九月打虎豹。另外，還射獵熊、野豬、野馬，打狐、兔。狩獵以騎射為主，輔以其他方法。比如射鹿，在鹿群必經之地灑上鹽，夜半鹿飲鹽水，獵人吹角仿效鹿鳴，把鹿引到一起，聚而射之，叫做“舐舐鹿”，又叫“呼鹿”。遼朝皇帝春捺缽捕鵝，先由獵人找到有鵝的地方，舉旗為號，四周敲起扁鼓，把鵝驚起，然後再放鷹捕捉，鵝墜下後，用專門製做的刺鵝錐將鵝刺死。舉行“頭鵝宴”以示祝賀。契丹人還用馴服的豹幫助捕獸。
契丹人飼養獵鷹作助手，捕捉各種飛禽。東北地區號為海東青的鷹，最為有名。契丹人還馴養豹，在出獵時隨行捕獸。遼朝建國後，居住在潢河流域的契丹人，繼續從事漁獵。遼朝皇帝和隨行官員，四季也在捺缽進行漁獵活動。
畜牧
契丹人以畜牧為業，隨水草遊牧。遼朝統治下的北方各民族也經營畜牧。畜牧業在遼朝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徒隨時，車馬為家。”“馬逐水草，人仰氵重酪”。畜牧有馬、駝、牛、羊等牲畜，而以馬、羊為主。馬是射獵放牧所必需，也是交通和作戰的必要工具。羊提供皮毛和肉食，是牧區衣食的來源。太宗時，述律後說：“我有西樓羊馬之富”；道宗時，“牧馬蕃息，多至萬”。遼朝在各地區設有“群牧司”、“馬群司”、“牛群司”等畜牧業管理機構。
農業
遼朝農業主要在南京道、西京道漢人地區和東京道的渤誨人住地。遼朝的農業主要在漢人居住的燕雲十六州地區。遼朝統治者多次下詔募民墾荒，減免租賦，鼓勵墾荒種植。遼朝的農作物以稻、麥、禾祭為主。遼朝勞動人民在壟上作壟田的耕種方法是一個創造。這主要是因為，北方風沙大，沒有樹木，怕吹沙壅塞田地，所以將農作物種在田壟上。有詩雲：“萬頃青青麥浪平”；“衝風磨舊麥，懸碓杵新梗。”即是對遼朝農業景象的描寫。遼太宗以後，部分契丹人和奚人也從事農業耕作。遼太宗曾將一些契丹氏族遷到海勒水(今海拉爾河)一帶開墾農田。遼聖宗以後，頭下州縣從事農耕的部分漢人農民淪為契丹和奚人的佃戶。遼道宗時，屯田積穀，農業有較大的發展。遼朝的農作物，漢人、渤海人地區以麥、粟、稻為主，契丹和奚人地區，多種穄米。
遼國手工業
契丹奴隸製時期，手工業即是重要的生產部門。漢人和渤海人地區的手工業也很發達。遼朝各民族相互交流生產技術，手工業的許多部門出現具有特色的成就。
冶礦業
鐵器是漁獵和作戰所必需。室韋、渤海的冶鐵技術傳入契丹，經過各族人民的共同創造，生產出著名的镔鐵。金銀礦的開采和金銀器的製造，也是遼朝的主要成就。用金銀製作的各種馬具、飲食用具、服飾和佛教器物，都達到相當高的工藝水平。遼朝的馬鞍，被宋人稱為“天下第一”。
製瓷業
漢族的製瓷技術傳入契丹，遼朝瓷器生產頗為發達，質地、色彩和形製都具有特色，雞冠壺、長頸瓶、袋形壺等是遼瓷中最有代表性的產品遼瓷是遼代漢族、契丹族等各族人民，在唐、五代製瓷技術的基礎上創造出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藝品。近年來，各地陸續發現了大批遼墓和遼朝遺址，出土了大量遼瓷。其分布地區遍及遼代的南京、上京、東京和現在的赤峰、建平、沈陽等地。品種有白瓷、青瓷、三彩、細胎白黑瓷器、缸胎雜色大型瓷器和翠綠釉瓷等。
遼瓷的一大特點是適合契丹人鞍馬氈帳的生活需要雞冠壺、雞腿壇，長頸瓶是新式樣的瓷器。雞冠壺是仿照契丹皮袋的形式，壺上有穿孔或環梁，便於騎馬時攜帶。這是遼瓷中最有代表性的特產。
遼瓷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仿照北宋定州窯燒造的，稱為“仿定”。這些瓷器在造型上承襲了唐瓷的風格，在工藝上接近或達到了北宋定瓷的水平。
紡織業
遼時，紡織業得到發展，絲織業得到傳播，設置有專門機構從事各種絲織品的生產。
早在耶律阿保機建國元年時，就驅擄漢地仕女到契丹傳播紡織技術。隨著各民族的經濟交流與農業發展，契丹族和奚族居住地出現了紡織業。當時布匹生產已很普遍。胡嶠寫遼初上京是“交易無錢而用布”。當遼朝獲得燕雲十六州後，紡織業的規模越來越大。遼朝上京有綾錦院諸多工作坊，編織工主要是漢人。祖州的綾錦院，有契丹族、漢族和渤海族等手工業者三百人紡織，專供遼朝皇室之用。此外，宜州、靈州、錦州、顯州、霸州等也有紡織業。遼朝的紡織品種有綾、羅、綺、錦、紗、、緞等品種，並有刻絲和印染絲羅，說明遼朝的絲織業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印刷和造紙
遼代的印刷業和造紙業也得到了發展。遼興宗時雕印大藏經約近一千冊，高麗僧人稱讚它“紙薄字密”，“帙簡部輕”，說明遼朝的造紙術和印刷術都已達到相當的水平。遼朝雖禁止火藥製造技術出口，但至晚在遼道宗時，遼朝已掌握此項技術，在南京“日閱火炮”，說明遼已能製造火藥武器；此外，遼還在榷場私買硫磺、焰硝等火藥原料。
遼國商業
遼朝的五京是各地區的政治中心，也是商業貿易的中心。遼太祖建上京城，南城稱漢城，漢人在此聚居，有商肆貿易。南門之東有回鶻營，是回鶻商販的住地。中京城街道闊百餘步，街東西有廊舍約三百間，居民在廊下貿易。城中坊間，有牧民停置車、駝的場所。東京外城是漢城，有南北兩市交易，南京原是漢人的城市依舊製在城北設商市。陸海百貨都在北市買賣。西京是軍事重鎮，商業貿易不如南京繁盛。四時捺缽的皇帝和官員駐在地有臨時的市場，商民驅車隨從貨賣。契丹居地在遼代陸續出現了一些州城，也有商業經營。上京以西的祖州城內即有市肆。遼朝統治下的東北和西北諸部落，通過貢賜或以物相易，進行物產交換。
西遼統治時期，出現了一批主要供貴族、官員、富人居住和享受的城市。這些成市主要有：別失八裏、不刺城及其附庸之邑(附庸之邑也就近似現在的“衛星城”)，虎司窩魯朵及其“衛星城”數十個，論打刺城及其“衛星城”十數個，尋思幹等。《西遊錄·上》描寫“尋思幹甚富庶。……環郭數十裏皆園林也。家必有園，園必成趣，率飛渠走泉，方池圓沼，柏柳相間，桃李連延，亦一時之勝概也。”《宋史》卷四百九十《高昌傳》記述西州回鶻地，早就是“城中多樓台卉木”，那裏除了富人、貴人之外，還居住許多“貧者”，他們住在城裏筒陋的小屋裏。從對這些西遼城市的描述中，我們看到了現代城市文明的曙光。
遼朝與周鄰諸國的貿易，也不斷發展。五代時，遼與梁、唐、晉等都有貿易往來，與南方的吳越、南唐也通過航海，使臣往來，交換商品。宋朝和遼朝先後在邊地州軍設置榷場，在官員控製下進行商品交換，征收商稅。私人之間的走私貿易也使大量商品輸入遼朝。遼朝賣給宋朝的商品主要是羊、馬、珍珠和镔鐵刀。自宋朝輸入的商品有茶葉、藥材、絲麻織品、漆器、瓷器、銅錢、香料以及印本書籍。遼朝與西夏、葉蕃、高昌和中亞等國經由使臣往來和貢獻賞賜，交換畜產和手工業品。私人商販也有違禁的貿易。遼與高麗的貿易發達。遼聖宗之後，兩國關係穩定，商品貢賜每年不斷，並在邊地設有榷場。日本的僧人和商客也來到遼朝交易貨物。遼朝初期的商業交易仍用布或銀作為交換手段，遼景宗、聖宗以後，遼朝自鑄的銅錢與宋錢兼行，廣泛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