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遼統治之地，是自古以來絲綢之路的一段通道。早在西遼之前，這裏就是遼朝統治地區與中亞及中亞以西地區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到了西遼時期，這裏的商業更加繁榮。劉鬱說：“孛羅城以西，金、銀、銅為錢，有文而無孔。”耶律楚材說：“其金、銅、銀錢元孔郭。”這些貨幣都是用以交換的。西遼的尋思幹城非常富庶，商業貿易甚是發達，“目物皆以權平之”，“食飯秤斤賣”，“金銀用麥分”。“其風景佳美，有似江南；繁富似中國，商人至其國者多不思歸。”
遼國宗教
建國前的契丹，有對自然界的原始崇拜和原始文化。
契丹族的原始時代，以白馬與青牛作為互通婚姻的兩個部落的象征。天地、白青、馬牛、男女等概念形成對立統一的兩極。遼朝建國後，皇帝稱天皇帝，皇後稱地皇後。相信天地都有神。出兵作戰前用白馬、青牛祭祀天地。用白羊骨炙卜。巫和太巫執行占卜和各種原始的宗教儀式。遼朝皇帝舉行祭山儀、歲除儀、瑟瑟儀(射柳祈雨)仍由巫師讚祝行禮。契丹崇拜太陽，故以東向為尚。
遼朝建立後，佛教逐漸在契丹貴族中傳播。漢人、渤海人居住地區，仍繼承唐代的文化傳統。遼聖宗以後，漢族的封建文明為契丹貴族所接受，在遼朝得到發展。
遼太祖、太宗時，佛教從渤海和燕雲兩個地區傳入遼國的中心。阿保機建國前，俘獲漢人，據說已在潢河上遊的龍化州建開教寺。天顯元年(公元926年)滅渤海國後，渤海僧人崇文等五十人到上京，建天雄寺傳教，遼太宗得燕雲後，河北漢人僧尼也陸續來到上京。遼聖宗以後，佛教更為發展。各地區建造佛寺甚多，並通過貴族信徒的施舍，占有大量的土地和民戶。頭下戶被施給寺院後，將原來交納給領主的賦稅轉交給寺院。同時仍向國家交租，稱為寺院二稅戶。遼代佛教以華嚴宗為最盛。佛教聖地五台山在遼朝境內，由西京管轄，是華嚴宗的教學中心。上京開龍寺僧也專攻華嚴。遼道宗並曾親撰《華嚴經隨品讚》十卷。密宗也在遼朝傳播。五台山和南京都有究習密宗的高僧，並翻譯密典多部。密宗的經咒也在契丹社會中流行。
遼聖宗以後，刊刻石經，雕印大藏對佛教經典作出了貢獻。隋代僧人靜琬在涿州(今河北涿縣)大房山，開鑿石室，用石板刊刻佛經收藏。唐代建雲居寺，繼續刊刻石經。後經戰亂中斷，雲居寺被毀。遼聖宗時重修雲居寺，發現石室。遼聖宗命僧人可玄繼續刊刻經板。經遼興宗、道宗兩朝，刻完《大般若經》、《大寶積經》等經石六百塊。合原存《涅架經》、《華嚴經》石共有二千七百三十塊，合稱四大部經。石經的刊刻也是對佛經的一次校勘整理。興宗時開始校印佛經的總集《大藏經》。佛經以木版雕印，全用漢文，並經僧人詳為校勘。完成五百九十七帙。遼道宗時繼續收羅刊印。在比以前，公元971年宋太宗曾在成都雕印大藏經，號稱“宋藏”。遼代印本通稱“丹藏”。
遼朝僧人的著述，主要有《續一切經音義》和《龍龕手鏡》兩書流傳，都完成於遼聖宗時代。南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漢人)依仿唐慧琳《一切經音義》體例，對唐開元以後的佛經，續作音注，成《續一切經音義》十卷。此書廣泛參閱了有關訓詁和音韻文字的古代著述，詳征博引，是一部是價值的著作。僧人行均(漢人，俗姓於)在五台山金河寺著《龍龕手鏡》，是一部通俗的漢字字書，依平、上、去、入四聲分編四卷，共收二十六萬四百多字，注釋十六萬三千多字。行均收錄當時實際讀音和通用字體，並多收民間通行的俗字，是一部有獨創性的字書。此書曾傳入宋朝，在浙江雕板，周避緯改名《龍龕手簽》。
遼朝的佛教建築，有自己獨特的風格。現存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建於遼聖宗統和二年(公元984年)，是三層重疊的木構建築，繼承了唐代建築的框架法。遼代的佛塔遍布於五京地區。現存北京天寧寺磚塔、寧城(遼中京)磚塔和山西應縣的木塔，都是實體，八角層簷，為前代所未有。這種新形製為金代所繼承，形成獨特風格的遼金塔。內蒙古赤峰市林西(上京路)的白磚塔，八角七層，但內部中空可以直登，近似唐塔。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即遼代應縣木塔。高達二十丈，層簷用拱平托八角六簷，分為五層，附暗層四層，實為九層。塔身全部用木頭建成，造形猶如樓閣，是我國現存的僅有的一座大木塔。
遼國文學
儒學在遼朝也倍受推崇。阿保機時即建孔子廟，作為統治漢人的工具。
遼聖宗好讀《貞觀政要》，並由漢臣摘錄唐高祖、太宗、玄宗可以取法的事跡進程《貞觀政要》是以儒家的政治學說為指針，對唐朝和前代的封建統治經驗的一個總結。因之，它不象儒家經典的迂闊，而更能切合封建統治者的實際需要。《貞觀政要》一書一直受到遼朝的重視。興宗時，蕭韓家奴並把它譯為契丹文，給興宗閱讀。道宗時，儒學更盛。公元1086年，曾召翰林學士講五經大義。公元1089年，又召耶律儼(漢人，本姓李)講《尚書·洪範》。
遼朝至道宗時，封建的經濟製度已經很發展，漢文化為契丹貴族普遍接受，儒家的封建政治思想也在統治階級中，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遼朝創造了契丹文字，有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兩種，都是根據漢字字體創製的拚音文字。契丹大字是以幾個音符疊成契丹語的一個音綴，在形狀上仿照漢字合成一個方塊字，特別繁贅難認。據史書記載，這種契丹大字是契丹貴族知識分子突呂不創造的。契丹小字，筆劃比契丹大字簡單，所以也叫“小簡字”。據史書記載，契丹小字是阿保機的弟弟學習回鶻文後製造的。契丹小字大約是以一個方體字代表一個音綴，不過不像契丹大字那樣合疊成多音銜的方塊字，而是仿照古回鶻文的辦法，從上至下，連續直寫，所以稱它數少而該貫。但由於漢文化的傳布，風於記載的遼代文學作品，仍多用漢文。最早的詩篇是遼太祖皇子耶律倍的五言詩：“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遼聖宗以後，契丹貴族多學作漢詩。遼聖宗時曾以契丹字譯白居易諷諫集。流傳的聖宗佚詩有“樂天詩集是吾師”句。傳說聖宗喜吟詩，曾作曲百餘首，但並未流傳。北宋蘇軾詩曾傳到遼朝，在南京書肆刻印，很有影響。遼道宗和宣懿後，遼天祚帝的文妃(渤海人)都能作漢詩。道宗所作詩賦曾編為《清寧集》，已失傳。遼朝貴族文人也有一些詩集，都未能傳留後世，可能也都是漢詩。近年不斷有契丹文物出土，但由於契丹語文尚不能通解，契丹語寫成的文學作品，還有待於研究發掘。
遼太祖皇子耶律倍醉心於漢文明，不但能詩，也能作畫。宋朝藏有耶律倍的繪畫十五幅。有“獵騎圖”一幅，到元代仍受到珍視。遼興宗曾畫鹿贈給宋仁宗趙禎。遼朝的慶陵和近年在吉林庫倫旗發現的遼墓，都有大幅壁畫，當是受到唐壁畫墓的影響。
遼聖宗時，依仿漢人的修史傳統，撰修遼朝的曆史。室日方、邢抱樸等曾撰實錄二十卷。遼興宗時，又編錄遙輦可汗以來的事跡共二十卷，遼道宗時，撰修太祖以下七帝實錄。遼天祚帝時，耶律儼(漢人)修成《皇朝實錄》七十卷，是元人所修《遼史》的主要依據。遼道宗時，漢人王鼎撰《焚椒錄》一書，記述宣懿皇後被誣案始末，是遼代僅存的一部私人著作。
西夏畜牧業
黨項夏國的自然條件是非常適合畜牧業的經營的。何亮《安邊書》中提到的靈州係“放牧耕戰之地”，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鹽州，“地居沙鹵，無果木，不植桑麻”，“土俗……以牧養牛馬為業”；豐州，“自漢魏以後，多為羌胡所侵，入俗隨水草以畜牧”，“迫近邊外，惟以鞍馬騎射為事，風聲氣俗，自古而然”，“尤宜牲畜”；至於河西走廊地帶，更是天然的極好的畜牧場所。漢武帝據有河西之地，匈奴人一片咳聲歎氣，稱“失我祁連兮，使我六畜不得蕃息”。而在宋夏交界，並為雙方激烈爭奪的橫山地區，也是一個宜稼宜牧的地區；《宋史》卷二三五《種諤傳》上說橫山地區“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總之，除去夏州一帶的毛烏素沙漠，西夏境內大多是放牧的好場所，如上黨項族素以放牧為生，西夏的畜牧業便隨之發展起來了。
畜牧業是西夏的主要生產部門，在西夏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黨項人向北移居到今鄂爾多斯和阿拉善地區以後，即主要從事遊牧式的畜牧業。十世紀中，黨項人居住的夏州隻產羊、馬。李繼遷時，仍過著“逐水草牧畜，無定居”的生活。元昊說：“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宋史·夏國傳》)。說明西夏建國時，畜牧業仍是黨項人傳統的生產部門。
羊是黨項畜牧業占第二位的產品。羊的品種甚多，《文海》對此分析得極為細致，“有綿羊、山羊、羊殳羊曆、一歲大的羊、守羊等等”。羊是黨項人同各族特別是同宋進行貿易的大宗產品，在黨項人的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畜牧產品中值得提出的是牛。“牛生西羌，似牛而尾甚長，毛可為，異產也。”宋人康與之稱這種牛為“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黨項人除了有身分地位的貴族官宦人家的住房是瓦房，而一般貧苦人家所居住的“皆土房”，房頂則以所“織牛尾及羊殳羊曆毛”覆蓋。由此看來，牛在黨項人的經濟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
西夏的畜牧業包括國營和私營兩種形式，朝廷設有“群牧司”，負責全國的畜牧業管理。
西夏的畜牧業地區主要在銀、夏、鹽等州及其以北的鄂爾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額濟納一帶。西夏境內草原遼闊，特別是涼州地區，有廣闊的草原，“善水草、宜畜牧”，曆來都有“涼州畜牧甲天下”的美稱。西夏牲畜的品種主要有羊、馬、駝、牛、驢等。馬是西夏對宋、遼、金進行貿易的大宗傳統商品，馬和駱駝也是西夏給宋、遼、金的主要貢品。
西夏農業
農業是西夏另一個主要經濟部門。繼遷時，黨項人多住在夏、鹽等州荒僻地區，後來發展到西南洪州等地。占領靈州後，西夏農業得到發展。
李繼遷提倡墾殖，興修水利，使境內農業生產有所發展。李德明統治時期，國內相對安定，農業出現興盛局麵。
西夏的水利建設抓得很好。《西夏書》提到共有六十八條大小渠道灌溉著九萬頃土地。興州是水利灌溉的中心，漢、唐以來就開始在這裏興修水利屯田。漢源渠長達二百五十裏，唐梁渠長達三百二十裏，其餘支渠幾十條，可以引黃河水灌溉。在靈州附近，有秦家、漢伯、艾山、七級、特進等五渠同興州漢源、唐梁兩渠相連。夏統治者很重視這些水利設施，役使民工整修了這些渠道，使它們互相溝通。甘、涼之間，也可乘祁連山雪水融化時，築渠引河水灌溉。漢人在西夏農業居民中占相當比例，他們同黨項勞動人民長期接觸，特別是“沿邊地區，蕃、漢雜處”，可以直接交流生產經驗，使部分黨項人逐漸熟悉農耕技術，轉牧為農。所以宋人記載說，西夏境內，“耕稼為事，略與漢同”。夏國的農業生產技術和農產品種，基本上與漢族地區相同。糧食作物有麥、大麥、蕎麥、青稞、糜粟、稻、豌豆、黑豆、蓽豆等。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蘿卜、茄子、胡蘿卜、蔥、蒜、韭菜等。水果、藥材也有栽培。耕作農具有鏵犁、鐮、鋤、鍬、碌碡、子耬、耙、钅矍扌欠(坎)等。牛耕已普遍采用。從事農耕的多是漢人，但也有一部分從事畜牧的黨項人開始轉事農耕。
皇室、地主、農民土地所有製是西夏土地所有製的三種形式。皇室占有的田地，主要是通過戰爭掠奪而來的和宋、金割予的土地。這些田地主要由士兵在戰爭間隙時耕種，皇室占有全部收獲物。地主、貴族和官僚所占有的私田，包括掠奪人民的土地和皇帝賜予的土地。他們役使無地的農民耕種，或者把土地租給農民，收取高額地租。西夏出現過一些由官僚掠奪大片土地而改變為兼營土地的大地主。公元1055年，國相沒藏訛龐霸占宋麟州屈野河以西的大片肥沃土地，派兵護耕，“令民播種，以所收入其家，歲東侵犯”，“宴然以為己田。”地主還利用各種超經濟手段，直接從農民手中掠奪土地和園宅。農民所有的田地主要是開墾的生荒地。《天盛年改定新法》規定，生荒地歸開墾者所有，他和他的族人可以永久占有並允許買賣。這個規定確立了農民的土地所有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