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車上書
1894年7月，日本不宣而戰，發動了侵略中國的戰爭。這就是“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為反侵略而戰，戰爭的正義性在中國。但是，由於清朝統治者的腐敗無能和推行妥協投降路線，中國失敗了。1895年3月，清朝政府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到日本議和，在極其屈辱和苛刻的條件下，接受了日本的侵略要求，訂立了《馬關條約》。議和期間，日本侵略者氣焰囂張，咄咄逼人，而李鴻章則低聲下氣，俯首聽命。4月10日李鴻章和日本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伊藤博文第四次談判時，有如下一段對話：
伊藤：“停戰多日，期限甚促，和款應從速定奪。我已備有改定各款節略，以免彼此辯論。……中堂(指李鴻章)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
李：“難道不準分辯?”
伊藤：“隻管辯論，但不能減少。”
四月十五日，第五次談判，又有一段話：
李：“又要賠錢，又要割地，雙管齊下，出手太狠，使我太過不去。”
……
李：“賠款既不肯減，地可稍減乎?”
伊藤：“兩件皆不能稍減。屢次言明，此係盡頭地步，不能少改。”
這是雙方最後一次談判。就這樣，過了兩天，1895年4月17日，所謂的中日和約，即《馬關條約》就正式簽訂了。
《馬關條約》，是日本侵略者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是清朝政府自1842年《南京條約》後，迄此為止所簽訂的最嚴重的賣國條約。條約共十一款，另有附約。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有：割讓台灣全島(包括所有附屬島嶼)及遼東半島。台灣是中國一個行省，割讓台灣，等於把一個行省整個出賣了。條約還規定賠款2萬萬兩。這也是迄此為止曆次不平等條約中賠款最大的數額，相當於清朝政府全年財政收入的三倍。這是多麼驚人的勒索。此外，條約還規定允許日本可以在中國“任便從事各種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隻交所定進口稅。”這是什麼意思呢?簡單說，就是準許日本可以隨便把機器運到中國來，在中國隨便開工廠。這一條很重要。因為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前，外國人按法律是不能在中國直接開工廠的。就在甲午戰爭前夕，1894年5月3日，李鴻章為上海機器織布局所上的一個奏折中還談到，“洋商販運機器在中國口岸改造土貨，本係條約所無”，曾經總理衙門谘行“不準進口”。然而，不過一年的時間，《馬關條約》就已經向日本敞開了自由運入機器和任便在中國“從事工藝製造”的大門。既然日本有此特權，其他帝國主義當然也可以援例享有同樣特權。這就在實際上通過條約的形式，使帝國主義對華資本輸出合法化了。“資本輸出”，是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主要特征之一。這一條適應了帝國主義的要求。此後，帝國主義列強競相在中國自由地建廠、開礦、築路、設立銀行，瘋狂地向中國輸出資本，肆意進行掠奪。中國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
這樣一個出賣國家領土主權的條約，中國人民是不能容忍的。馬關議和，割地賠款的消息傳出，就像一場大地震，引起全國各階層的極大驚駭。“堂堂大國”，敗於“蕞爾小國”，清政府鼓吹的“中興”，洋務派搞了30多年的“自強新政”，在嚴酷的現實麵前破產。人們悲憤交集，愛國主義的激情無比高漲，曾經經曆過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吳玉章回憶說：“我還記得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到我家鄉(四川榮縣)的時候，我和我的二哥(吳永琨)曾經痛哭不止。……我們當時悲痛之深，實非言語所能表述”。台灣人民聽到割台的消息時，“若午夜暴聞轟雷，驚駭無人色”。他們“奔走相告，聚哭於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還鳴鑼罷市，紛紛集會，憤怒抗議清朝政府的賣國行徑。他們還發出布告，莊嚴宣告，全台人民“萬眾一心，誓同死守”，“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馬關條約議定時，日本限定訂約後一個月內必須交割台灣，李鴻章哀求說：“頭緒紛繁，兩月方寬，辦事較妥。貴國何必急急?台灣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回答：“尚未下咽，饑甚”。請看，一個露出了張開血盆大口的猙獰麵目，一個則現出一副低三下四的奴才相。清政府的無恥賣國和台灣人民的愛國精神是多麼尖銳的對照啊!
愛國主義的浪潮迅速高漲。4月15日，中日和約即將簽字的消息傳到北京後，朝野上下，輿論嘩然。當時正在北京準備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群情激憤，在康有為的倡議鼓動下，梁啟超首先聯合廣東籍舉人100餘人向朝廷上書拒和，這一行動立即得到湖南籍舉人的支持和響應。4月22日，兩省舉人同日向都察院呈遞。從這一天起，到4月30日，福建、四川、江西、貴州、江蘇、湖北、廣西，以及山東、河南、雲南等省舉人，也都分別相繼上書。“察院門外，車馬闐溢，冠衽雜，言論滂積者，殆無虛晷馬。”但是這些上書都為頑固大臣所阻，“書上數日不報”，毫無結果。於是，康有為又聯合18省舉人在宣武門外陶然亭鬆筠庵集會，發動聯名上書。康有為用了一天兩夜的時間，趕寫了上光緒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變法”三項主張，要求拒絕和約，遷都再戰，變法救亡。在萬言書上簽名的舉人約1300人，於5月2日向都察院呈遞，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漢朝用公車接送被征舉的士人進京，後世就將進京會試的舉人稱“公車”)。“公車上書”反對《馬關條約》，特別指出：台灣一割，民心散失，列強必將接踵而至，“外患內訌，禍在旦夕”。因此，向皇帝提出拒簽和約、遷都長安、練兵抗戰、變法圖強四項主張。
第一，“下詔鼓天下之氣”。應該先下“罪己詔”，如由皇帝“時下明詔，責躬罪己，深痛切至”，以“激厲天下，同雪國恥”，使“士氣聳動，慷慨效死”。其次，應下“明罰詔”，對主和辱國的、作戰不力的將帥，大僚屍位、無補時艱者，予以處罰；對將帥、疆吏有功績者，予以旌賞。最後，應下“求才詔”，使“天下之士”，“既懷國恥，又感知遇，必鹹致死力，以報皇上。”
第二，“遷都定天下之本”。主張遷都長安，扼守函穀關、潼關，奠定豐鎬。這樣，“日本既失脅製之術，即破舊京，不足輕重，必不來攻，都城可保，或俯就駕馭，不必割地，和議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戰矣。”
第三，“練兵強天下之勢”。練兵著重選將和購械。選將“貴新不貴陳，用賤不用貴”；再命各地紳士舉辦團練，“遇有警迫，堅壁清野”。假使有“忠義沉毅慷慨和兵之士”，要“不拘資格，悉令薦舉”。購械則“宜選精於製造操守廉潔之士”，向外國廣購槍炮，使“器械精利，有恃無恐”。
上述三項是“權宜應敵之謀”，至於“立國自強之策”則為“變法成天下之治”，應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
關於變法，提出“富國”、“養民”、“教民”之法。其中，富國之法有六：一、鈔法；二、鐵路；三、機器輪舟；四、開礦；五、鑄銀；六、郵政。養民之法有四：一、務農；二、勸工；三、惠商；四、恤窮。教民之法主要是講求西學，改革科舉，普及教育；提出“教有及於士，有逮於民，有明其理，有廣其智”，強調“鄉落鹹設學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學”。“變通新法”，還改革官製，實行“議郎製”(議會製)，每十萬戶中公舉一有才能之“士”為“議郎”，供皇帝諮詢，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皆開會討論，實現“君民同體”、“共讚富強”。“公車上書”衝破了清朝政府的“士人幹政”的禁令，提出了發展資本主義和實行君主立憲製度的資產階級維新變法的政治綱領。
“公車上書”受到了頑固派阻撓，都察院以《馬關條約》“既以用寶，無法挽回”為由，拒絕接受，因而此書沒能送到光緒皇帝手中。然而，“公車上書”不脛而走，印發行銷數萬冊，其變法主張得到廣泛傳播，影響遍及全國。美國公使田貝讀後也為之震驚，親索其稿。一時間，“公車上書”輾轉傳誦，致使康有為眾望所歸，維新派名聲大噪。“公車上書”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標誌著近代改良主義思潮開始變為一場社會政治運動。
百日維新
維新變法的綱領——《應詔統籌全局折》
甲午戰爭期間和戰後，清朝統治階級內部帝、後兩黨的鬥爭已很激烈。以那拉氏為首，包括奕、剛毅、榮祿、徐桐在內的貴族官僚結成後黨，洋務派李鴻章等人是後黨的依附者。年輕的光緒皇帝發憤圖強：“從中日戰爭的苦痛經驗中他得到了教訓，注意到日本的進步，因此引起了取法於日本的決心”。翁同龢等開明官僚不滿意那拉氏對光緒的控製，企圖與維新派聯合，在反對後黨鬥爭中為光緒皇帝爭得領導變法的實權地位。這樣，力量薄弱的帝黨，由於翁同龢等人的推薦，逐漸與維新派康有為等人接近起來。
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引起全國人民的極大震動和憤慨。康有為鑒於情勢危急，心懷“膠東之恥”寫了《上清帝第五書》。他說：“割台之後，……事變之來，日迫一日!”“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提出即應采擇的三策：“第一策曰采法俄日以定國是，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而已。……其第二策曰大集群才而謀變政。……其第三策曰聽任疆臣各自變法。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則可以強；能行其中，則猶可以弱；僅行其下，則不至於盡亡。”表示“不能為亡國之君”的光緒帝，看到這個奏折，很受觸動，讚賞康有為的膽識，準備召見，詢謀變法。
反對變法的奕堅決阻止召見，借口康有為非四品以上官員，按成例不許召對。光緒帝無可奈何，隻能委托總理衙門王大臣傳問康有為。1898年1月24日(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在總署由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刑部尚書廖壽恒、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等五人代載湉召見康有為，“問變法之宜”。康有為當場批駁了榮祿口口不離“祖宗”的守舊謬論，並表示願將《日本變政考》、《俄羅斯彼得變政記》二書進呈皇帝。第二天，翁同龢把康有為口述轉呈光緒帝，1月29日，康有為遵旨遞上《應詔統籌全局折》(上清帝第六書)。這次上書係統完整地表達出康有為領導變法的政治綱領，其中主要駁論顯然是對頑固派而發的。上書說：“觀大地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夫國之有是，猶船之有舵，方之有針，所以決一國之趨向，而定天下之從違者也。……今朝廷非不稍變法矣，然皇上行之，而大臣撓之，才士言之。而舊僚攻之，不以為用夷變夏，則以為變亂祖製，謠謗並起，水火相攻。”上書建議：“取鑒於日本之維新，……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國是；二曰立對策所以征賢才；三曰開製度局而定憲法。”他認為中央的軍機、部寺、總署、禦史等行政耳目機構，“率皆守舊之官，”無法承擔推行新政任務，應由“總其綱”的製度局(下建十二支局)，通盤籌劃新政，每道設民政局、每縣設民政分局，妙選通才，督辦其事。這種主張，雖然帶有很大妥協特色，但是，已經涉及對傳統封建政權體製的重要改革，製度局略仿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內閣職責，而皇帝則變成國家元首了。
稍後，康有為在2月又呈遞《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彼得變政記》，並附上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攬要》等書，同時寫了《上清帝第七書》。這次上書主要內容建議皇帝以彼得大帝為楷模，出國考察，借鑒外國，以君權變法，接近人民。他說：隋煬帝“畏聞盜賊”；明萬曆帝“久不視朝”，提供著反麵的“傾國”教訓。當然，康有為是依據需要而美化彼得大帝，把曆史看成帝王將相創造的，這也恰恰暴露了他的唯心主義曆史觀。
戊戌保國會
在反對德國強占膠州灣的抗議聲中，1898年1月康有為聯絡廣東旅京人士組成粵學會。接著，自稱“南海先生弟子”的內閣中書林旭主持成立閩學會，禦史楊深秀、禦史宋伯魯、總署章京李嶽瑞等主持成立陝西、山西聯合的關學會，久居京師、熟悉朝局的內閣侍讀學士楊銳在旅京四川會館成立蜀學會，這些分散的地域性的愛國救亡組織的出現，表明維新運動的高漲。這時，在上海就醫的梁啟超和康有為的弟弟康有溥也趕到北京，協助做聯絡宣傳工作。
1898年春，時局動蕩，各省參加會試的舉人來到北京。康有為、梁啟超受愛國知識分子的推動，四月發起成立“保國會”。參加這個組織的有維新人士和愛國官僚200多人，從公布的《保國會章程》來看，它的活動宗旨是“保國”、“保種”、“保教”。“保國、保種”是指保衛國家和民族生存，“保教”是指保衛托古改製的孔教不失，這個愛國政團的改良性質是異常鮮明的。4月12日保國會正式成立，並在廣東會館召開第一次大會。康有為聲氣激昂的救亡演講，轟動京城內外：“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天津《國聞報》、澳門《知新報》轉載康有為的演講稿，迅速擴大了保國會的社會影響。保國會倡議各省、各府、各縣設立分會，響應這個號召，北京出現了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等改良救亡小團體。假如說過去強學會成立，促使報刊宣傳有很大發展的話，那麼保國會出現，則給後來的百日維新作了直接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