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派的軟弱和妥協，也表現為向某些帝國主義國家尋找援助和依靠。甲午戰後，帝國主義國家卷入帝後兩黨政爭之中，乘機活動以竊取利益。沙皇俄國支持後黨，英、日支持帝黨，並利用帝黨勢力以打擊沙皇俄國在中國的勢力。甲午戰爭前，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與美國傳教士林樂知、丁韙良等組織廣學會，宣傳中國殖民地化的道路。甲午戰後，李提摩太和康有為、翁同龢發生接觸，積極傳播奴役中國的《新政策》：八人總管中國，“半用華官，半用西人”——其中“當用英、美二國”這時，英美傳教士和駐華公使對中國維新潮流特別感“興趣”，紛紛提出《上中國政府書》、《新命論》(李佳白)；《中國變新策》(甘霖)；《整頓中國條陳》(福士達)等等，陰謀操縱清政府的內務與外交。維新派認不清帝國主義分子言論的目的和背景，康有為時常向李提摩太請教變法大計，又推薦他擔任光緒帝的顧問，預定在9月23日召見。由於政變發動，康有為主張的“合作”，化為泡影。百日維新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遊曆”為名，來到中國，9月14日到北京。他故作同情的姿態，想乘機控製維新運動。康有為親自去找伊藤博文，請他利用日本的影響壓服那拉氏，這些無濟於事的努力，正反映了維新派的極度軟弱。那拉氏發動宮廷政變的當天，譚嗣同、梁啟超等人齊集李提摩太寓所，決定派容閎往見美國公使；李提摩太往見英國公使；梁啟超往見日本公使，請他們出麵相救。那時，美英兩國公使分別在西山及北戴河避暑，自然未得結果。日本與沙俄的矛盾突出，也並不能采取實際措施。
維新變法的曆史意義
戊戌變法這場社會改革運動固然失敗了，但它在當時所起的曆史作用不能低估。
首先，戊戌變法運動促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熱潮。作為中國民主革命準備階段的一個過程，維新派代表了當時先進中國人的要求。他們辦學會、學堂、刊行報紙，公開議論時政，激發了人民的革新思想。他們宣傳反對封建君主專製主義的新興資產階級民主學說，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成就，幾年間，“報館林立，指謫時政，放言無忌，措詞多失體要，……危言聳論，警動當世。”
戊戌政變後，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向那拉氏驚呼：“臣常閱近日少年文字及聆其談論，往往矜奇鬥異，肆為大言，詆譏孔孟，稱揚叛逆。”這位對新思潮持“憂之憤之”的老頑固，把“民主”看成離經叛道的“邪說”，且感到它有“一唱百和”之力，從反麵證實了孔孟之道的傳統思想受到嚴重衝擊。“新學”和“新法”，是在上層建築領域裏對頑固守舊勢力作鬥爭的武器，開始衝破了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麵，從此，人民的覺悟迅速提高，曆史前進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其次，戊戌變法運動帶來了“設廠興工”的後果，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維新派始終企圖衝破封建生產關係的一些束縛，排除帝國主義外來的政治經濟壓迫，為解放生產力和發展民族文化創造條件。康有為、梁啟超在《公車上書》裏，直接引用了鄭觀應的“商戰”理論，說：“古之滅國以兵，人皆知之，今之滅國以商，人皆忽之。”他們主張發展新式工業，鬥巧爭奇；建立商會，國家助之；興辦近代教育事業，促進經濟發展等等，都產生了實際的社會效果。推行新政期間，頒布了發展民族工業和科學文化的詔令，民族資產階級上層人士的社會地位得到一定提高，投資的合法權利受到某些保護，這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有著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
再次，戊戌變法運動的悲慘失敗，留下了沉痛的曆史教訓。維新派以熾烈的愛國熱情，以溫和的合法手段，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結果，碰得頭破血流。他們不要流血，嚐到的卻是血腥屠刀。譚嗣同等一代誌士把生命獻給了維新事業，“緹騎捕黨人，黑雲散冥冥。”這場社會改革實踐證明：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倡行資產階級的溫和改革是要走絕路的。變法失敗後，資產階級維新派隨即分化：一部分人從血的教訓裏醒悟過來，揚棄變法路線，逐步走上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另一部分人如同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仍然死抱擁帝請願的路線不放，逐漸墮落成保皇派，逆時代潮流而動，成了新的反清革命路上的絆腳石。辛亥革命後，他們有的公開站到反革命營壘；有的以前朝遺老自命，鼓吹帝製複辟，殘星落月，老淚悲吟，完全為曆史潮流所淘汰了。
義和團運動概況
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興起於長江以北各省的白蓮教大起義和白蓮教的支派天理教起義被清廷鎮壓後，白蓮教的各個支係繼續鬥爭，北方幾省相繼出現了八卦教、紅陽教、榮華教等組織，秘密從事反清鬥爭，其中八卦教影響最大。朝廷規定，傳習八卦教者要查拿緝捕，為首者處以死刑，於是八卦教徒便以傳習拳術來隱蔽自己。義和團運動便由此萌芽而來。
甲午戰爭期間，山東沿海民眾遭受日軍侵略之苦，戰爭結束後，日軍占領了威海衛。三年後，日軍撤離，此地又立即被英軍強占。不久，德國又占據了膠州灣，並強行把山東劃為它的勢力範圍。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英國強行租借威海衛，隨之外國教會也隨入大批進入山東各地，修建大小教堂1100多座，傳教士和教徒發展到八萬多人。許多加入教會的地主豪紳，仰仗教會勢力，乘多年荒災之機，囤積居奇，抬高糧價，居眾苦不堪言，對之切齒痛恨，多次與教會發生衝突。
當年十月，山東冠義縣義和拳在閆書勤帶領下，聚眾數千人，樹起“助清滅洋”的旗幟，占領了梨園屯。第二年，平原縣義和拳組織和教會發生衝突，地方官吏派兵鎮壓，逮捕了數名義和拳成員，於是他們向荏平縣義和拳首領朱紅燈求救。朱紅燈率領幾百人的義和拳武裝成員趕到平原，與當地義和拳群眾會合，使官府十分恐慌。濟南知府帶兵在平原縣與恩縣交界的森羅殿與朱紅燈的隊伍發生爭鬥。此時，荏平、恩縣、長清、高唐等地義和拳紛紛響應，不久，東昌、武定、泰安、濟南等地的群眾也聞風而動。麵對義和拳運動的蓬勃興起，清朝官吏內大體出現兩種傾向，一種是主張立即用武力消滅，一種則主張安撫、收編。山東巡撫張汝梅上奏朝廷，要求采取安撫、收編政策，主張“化私會為公奉，改拳勇為民團”，把拳民編到諸鄉團之內。次年二月，毓賢繼任山東巡撫，出告示改“拳”為“團”，把參加義和拳的群眾稱之為“拳民”，允許他們設廠習拳，同時把武裝反抗教會的人稱為“匪徒”，緝拿懲處，借以安撫義和拳。由此一來，義和拳反倒取得半合法的地位，迅速發展起來，成為一個官方默許的公開團體，“義和團”的名稱從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春開始逐漸地廣為流傳起來。
山東義和團的迅猛發展，引起在華各國勢力的恐慌。駐紮膠州灣的德國軍隊出兵到膠州、高密、日照等地，焚毀村莊、搶劫城鎮搶殺居民。英、美、意等國駐華公使也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清廷下令取締義和團。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底，美國公使唐格向總理衙門提出了撤換毓賢的要求，清廷迫於壓力，申斥毓賢對義和團鎮壓不力，將之調任山西巡撫，由袁世凱接任山東巡撫。袁世凱上任後，立即發布了《禁示義和拳匪告示》，不承認義和團具有合法性，規定：不僅練拳，就是讚成義和拳的，都要被殺。隨後依仗他統帶的武衛右軍和擴編的武衛軍先鋒隊馬步炮隊共二十營兵力，對活動於山東黃河北岸的義和團發起進攻。先後斬殺了王玉振、王文玉、孫洛泉等義和團首領，消滅十多部義和團，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山東義和團運動告以平息，義和團運動的中心移到了直隸省。
早在兩年前，直錄南部威縣，曲周、景州、阜城義和拳就已經開始活動，許多村莊建立拳廠、練習拳術，並逐漸向北發展，與教會和官兵多次發生衝突。此時，直隸總督裕祿根據上諭發布《嚴禁義和團》的告示，宣布“招引徒眾，私立會合，演習拳棒，均屬違禁犯法”，“再有設廠練習拳棒，射利惑民悖事，即由地方官會營捕拿，從嚴懲辦。”此時總理衙門也對此憂心忡忡，電令裕祿，“此事關係緊要，務須趕緊嚴密查辦，免滋事端。”於是裕祿派出官兵，分路對義和團進行鎮壓。然而，義和團運動不僅沒被鎮壓下去，反而愈演愈烈，勢力擴展到直隸全省，直逼京城附近地區，甚至在京城內和直隸總督所在地天津，也已經有自稱義和團的人開始活動，沿街練拳，招收徒弟。
消息傳到清廷，有官員主張對義和團用兵討伐極其危險，應采取安撫政策。是年四月初，監察禦史鄭炳麟上奏，主張在直隸、山東派道府大員當“團練局總辦”，選擇鄉紳做“團總”，收編義和團，把義團改造為官辦的團練。這個建議遭到裕祿和袁世凱的反對。一時間清廷陷入對義和團是“剿”還是“撫”的兩難境地。
四月初，淶水、定義、新城、涿州、易縣等地的義和團同教會勢力發生衝突，焚燒了當地的教堂，隨後裕祿派軍隊前往鎮壓，遭到義和團的頑強抵抗，淮軍副將楊福同被打死。裕祿隨即又派提督聶士成所部的武衛前軍趕去鎮壓，又遭到義和團的抵抗。義和團以“反洋”的名義破壞了蘆保鐵路，阻止前來鎮壓的清軍。繼而相繼焚毀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長辛店、盧溝橋的火車站，京津鐵路上的豐台站和機器製造局也被搗毀。五月初，義和團擁進涿州城。
慈禧太後見形勢十分緊迫，就派協辦大學士剛毅和刑部尚書趙舒翹、順天府尹何乃瑩到涿州方向去進行招撫，向義和團宣布朝廷的“德意”。剛毅等人到涿州一帶後，感到義和團勢力極大，不能進行剿殺，於是向朝廷報告，主張撤回聶士成的部隊，采用勸導、曉喻的辦法解散或收編義和團。
正當剛毅等人在涿州一帶活動時，京城內的義和團活動越來越頻繁，聲勢也越來越大。小股外縣拳民陸續湧入北京城，城內居民也紛紛加入義和團，出現了以義和團名義出現的反對洋人的揭帖，公開設立壇棚，焚燒外國人的教會房屋，並圍攻西什庫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朝廷屢次下令解散、嚴禁、緝拿，均無濟於事，到了不能控製的局麵。與此同時，天津城內義和團活動也十分頻繁，燒毀教堂，進攻紫竹林租界，搗毀監獄，釋放犯人。這時裕祿不得不改變手段，由高壓轉為安撫，以總督名義邀請義和團首領張德成，並用轎將他抬到總督衙門。
這年四月，英、美、德、意已派兵船駛入大沽口，隨後，英、美、德、法四國公使先後向總理衙門發出照會，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迅速剿滅義和團。不久，十一國公使又以外交使團名義照會清政府，要求嚴禁團民練拳設堂，傳布揭帖，並命令各國的大沽口的海軍準備登陸。五月二十八日，駐北京的各國公使舉行會議，決定立即以保護使館的名義調兵來北平，並將此決定通報給總理衙門。經過一番交涉後清政府退步了，經慈禧太後批準，總理衙門同意各國立即派兵入京，要求兵數少一些，隨後又通知裕祿，為從塘沽登陸經津入京的外國軍隊準備火車。幾天後，英、俄、德、法、日、美、意、奧等國海軍陸戰隊四百五十人，分兩批到達北京，另一支外國聯軍六百多人，由塘沽登陸開進天津。六月十日，八國聯軍二千多人，在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的率領下，由天津向北京進發。裕祿雖想阻止他們，但聯軍仍然取得了所需的機車和車廂，開始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一路上，聯軍遭到義和團的反抗。義和團拆毀鐵路，致使聯軍四天裏才走了一半路，抵達廊坊。一天早晨，義和團在廊坊車站襲擊聯軍，幾天後又再次襲擊。此時去往北京的鐵路已被破壞，聯軍隻好退回天津。
六月十六日起，慈禧太後召集大臣，連續四天舉行禦前會議，主剿主撫兩振爭執不下。權衡利弊，慈禧太後決定宣戰，“大張撻伐，一決雌雄。”但是，“宣戰上諭”內容極其含糊，令有些屬下不知所措。同時，慈禧又麵諭李鴻章，讓他去向各國保證對義和團要“設法相機自懲辦。”由此，義和團受到內外夾困。
正在朝廷舉行禦前會議期間，聯軍以朝廷當局“並不傾力剿辦”義和團為借口，炮轟大沽口炮台，並迅速將其占領。隨後又水陸並進，進逼天津，義和團與之頑強作戰，雙方激戰一個月之久，此時聶士成的部隊加入了反抗聯軍的戰鬥。義和團曾一度占領了紫竹林租界。在激戰中，聯軍投入上萬人的兵力，而清軍主力卻按兵不動，致使義和團力單難支。七月十四日，天津被聯軍攻破。與此同時，北京義和團向東交民巷使館發起進攻，相繼燒毀了比利時、奧地利、荷蘭、意大利四國公使館，連續圍困各使館五十六天。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後，於八月初向北京進攻，遭到義和團的阻擊，但清軍卻節節敗退，致使聯軍前進速度很快。八月十四日，聯軍攻占北京，慈禧太後率王公大臣倉皇出逃，義和團被迫退出北京，在八國聯軍的鎮壓下，義和團運動終遭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