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詩界革命
“詩界革命”，是一批標榜自由思想的維新派詩人在戊戌變法前後掀起的詩體革新運動，是當時改良主義文化啟蒙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以掃蕩封建正統文學的“薄今愛古”頹風，推動中國文學複興為己任，力圖以新理想使民開化，而為維新派的君主立憲、變法圖存的政治綱領服務。
“詩界革命”的理論前驅與傑出實踐者是黃遵憲(公元1848年～1905年)。早在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黃遵憲就在《雜感》一詩中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創作原則，成為最早的“詩界革命”的宣言。他認為寫詩應該反映現實，反映社會，反映思想，應該蘊含真情。而反對“尊古”、“剽盜”，要求寫人間“真意”，自我“心聲”。此後，黃遵憲以外交官資格，遍遊日本、美、英、新加坡，長達十七年。西方資本主義的產業文明，與盧梭、孟德斯鳩的政治學說，開拓了他的視野，形成了他既批判封建專製，但又“守漸進主義，以立憲為歸宿”的改良主義政治觀。從而，對其後期文學思想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黃遵憲在倫敦作《〈人境廬詩草〉序》一文，根據“今之世導於古”的進化觀點，強調今人應拋棄古人的糟粕，而不為古人所束縛，今詩必須“別創詩界”，而“自立”於古人之後。文中又提出“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的重要命題，對“新派詩”的創作原則和本質特質做了完整的理論闡釋。所謂“詩之外有事”，就是要在現實生活中拓展創作題材，以國內外大事入詩，更以“歐洲詩人”，“鼓吹文明之筆”為模式。所謂“詩之中有人”，就是要求詩有鮮明的藝術個性，“要不失乎為我之詩”，同時要滲透新的時代精神，塑造新的詩人自我形象。黃遵憲反對擬古，但並不盲目拒絕傳統文化遺產。他主張“複古人比興之體”，“取離騷之神理”，“不名一格，不專一體”，形成獨立的藝術風格。在詩歌形式上，要“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即以古文家之法入詩，使詩散文化，加強詩的表現力。《〈入境廬詩草〉序》，在文學發展論、創作論、風格論諸方麵都具有近代的控理論色彩，是“詩界革命”的理論綱領。黃遵憲自稱其詩為“新派詩”，梁啟超則稱黃為“近世詩家三傑”之一。康有為序《入境廬詩草》稱“上感國變，中傷仲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遊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興而意遠”。黃詩是晚清詩壇中，繼龔自珍後的又一高峰，《悲平壤》、《哀旅順》、《哭威海》、《台灣行》、《渡遼將軍歌》、《聶將軍歌》等詩，確實已“棄史籍而采近事”，洋溢著愛國反帝精神，是“詩界革命”的實績。《今別離》、《登巴黎鐵塔》、《櫻花歌》、《錫蘭島臥佛》等詩，寫域外生活，為晚清詩開一生麵。
繼黃遵憲之後，夏曾佑、丘逢甲、譚嗣同、蔣智由、金天羽等相繼竟為“新詩”，粱啟超及一般晚清文學編年，據此認定“詩界革命”的勃興，就在這一時期。夏曾佑、譚嗣同的詩，被梁啟超批評為“操扯新名詞以表自異”，並無實績可言。甲午戰後，丘逢甲主張新詩要開拓新視野，尋求新題材。以史學為詩，寓興亡之感，則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丘逢甲曾親率軍民，禦倭寇於台海，失敗後內渡，居廣東，與康有為、梁啟超有所過從，與黃遵憲則為詩友。丘逢甲感事憂國，對時勢之危殆，體認較深，“大禽大獸知何日，目極全球戰正酣”。內渡之後，寫成一千七百餘首詩。其中《愁雲》(公元1895年)、《春愁》(公元1896年)、《元夕無月》(公元1898年)、《題蘭史〈羅浮紀遊圖〉》(公元1902年)等名作，抒發台灣淪陷後誌士之悲憤，抨擊清廷之腐敗賣國，指控列強之暴虐無行，不遺餘力。而上承杜甫、陸遊，慷慨放言，悲涼壯美，遂震動一時，被目為“詩史”。梁啟超推為“詩界革命之一钜子”。
梁啟超是“詩界革命”的熱情鼓動者與權威理論家。在百日維新失敗以後，梁啟超避地日本，先後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國風報》等雜誌，繼續宣傳變法主張，並創辦“新民體”，推動“文體解放”，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黃遵憲、康有為、夏曾佑、丘逢甲、蔣智由等人的大量新詩，以及與黃遵憲論詩通訊等文章，聳動國內，“以詩界革命之神魂，為斯道開辟新土”。“詩界革命”步入高潮。
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公元1902年至1907年)，梁啟超撰《飲冰室詩話》一書，專論“詩界革命”。梁啟超的理論貢獻可概括如下：
一、以社會進步固“遠軼前代”，“並世人物”亦不“讓於古”的改良主義進化觀，作為指導文學革新運動的南針，堅持“文學之進化”，反對“薄今愛古”的文學退化論，認為“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將絕”。
二、總結“詩界革命”興起後，新派詩創作的成敗得失，批評“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的幼稚傾向；品評“詩界革命”諸家，以“公度(黃遵憲)、穗卿(夏曾佑)、觀雲(蔣智由)為近世詩家三傑”，丘逢甲為“天下健者”，“詩界革命一钜子”，黃遵憲“為詩界開一新壁壘”，從而為黃、丘奠定詩界地位，擴大詩界革命在海內外的影響。
三、繼黃遵憲之後，對“詩界革命”理論進行了更富於革命性的概括。提出“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的創作原則，主張“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並”熔鑄進化學家(達爾文)言”。雖然，“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保持舊風格”之說，帶有“舊瓶裝新酒”的不徹底性，但旗幟鮮明地要求以“新意境”，宣傳“新理想”，以詩歌“為精神教育之一要體”，而致“改造國民之品質”的社會效果，都具有進步意義。
四、肯定中國文學史上的“俗語文學”，認為“祖國文學之大進化”，當在俗語文學大發展。在散文創作上主張“言之合”，在詩歌創作上則主張詩與樂合、俗語入詩。“新歌”要斟酌於雅俗之間，以合於“諷誦”。讚揚丘逢甲“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詩”，推許黃遵憲《出軍歌》、《學校歌》等通俗歌詞是“中國文學複興之先河”。
甲骨文麵世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甲骨文的發現可以說是中國考古學界的一件大事。
甲骨最初被人們認為是“龍骨”，是一種藥材，這種藥材售價很低，一斤僅值六文錢。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8年)年初，國子監祭酒王懿榮首先發現了這種被當做藥材的龍骨上麵有一些符號，他認為這可能是一種很古老的文字。關於王懿榮發現甲骨文一事，長期以來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王懿榮(公元年~年)，字正儒，一字廉生，諡文敏，山東福山人。當時他在北京做官，任國子監祭酒。一次他患了瘧疾，便叫手下的人去藥鋪買藥。藥買回來後，王懿榮在藥中發現有一片龍骨，出於好奇，他便仔細端詳，發現骨頭上刻有一種符號。王氏是一位金石學家，對古玩頗有癖好，對這種刻有符號的龍骨產生有大興趣，便派人去四處查訪，得知這種龍骨來自於河南等地，是由藥材商人販買的。王氏便出重金大量收購刻有符號的甲骨。後來，王氏結識了山東古董商人範維卿，從他那裏又得到了大約二三百片刻有符號的龍骨。經過考證，王氏發現許多符號記載的是商代帝王的名字，而且形體奇特，於是就斷定這符號是一種古老的文字，這種龍骨是殷商遺物。這個傳說，有許多不符合史實之處，但是有一點可以確認，王懿榮是第一個認識甲骨文的人。
王懿榮認識了甲骨文後，便開始出重金大量收購刻有文字的甲骨，在一年期間收集了一千五百片甲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王懿榮投池自盡。當初，王氏大量收購刻有文字的龍骨時，就曾向研究金石、古董的人透漏過，當時的金石學大師吳大以及葉昌熾都聞得了這個消息。劉鶚跟吳大關係密切，與王懿榮也有過交往，對有字的“龍骨”頗感興趣。劉鶚，是當時的一位奇人。王懿榮殉難後，王氏後人為了還清夙債，便開始變賣家產，出售家藏古董。劉鶚聞訊後，就出資將王懿榮收藏的一部分甲骨片搜購起來，約有千餘片，王氏所藏的另一些甲骨片，贈送給天津新學書院，後由美國人方法斂，編入《甲骨卜辭七集》；另有一小部分由唐蘭編為《天壤閣甲骨文存》一書。此外，劉鶚還跟北京琉璃廠的古董商來往甚頗，從他們手中收購了不少甲骨片。趙執齋是位古董商，當年曾受王懿榮之托收購甲骨片，如今又為劉鶚四處奔走，收購了三千餘片甲骨。方藥雨是劉鶚的朋友，見劉鶚如此熱心搜集甲骨，就把自己從古董商範維卿手裏購得的三百多片甲骨片，轉讓給劉鶚。後來劉鶚又派他的第三個兒子劉大紳親自去河南搜羅，共得甲骨千餘片。
羅振玉，字督蘊，一字叔言，號雪堂，晚年又號貞鬆老人，浙江上虞人。他曾於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在劉鶚家做過家庭教師，與劉鶚交往甚密，並把他的長女嫁給了劉大紳為妻。羅振玉也是位精於古董的專家，所見頗廣。當他看到劉鶚所藏的甲骨片時，也對甲骨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便勸劉鶚選擇一些帶字的甲骨片拓印出來刊行。在他的慫恿下，劉鶚於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出版了《鐵雲藏龜》。這是第一部將甲骨文著錄成書的專著，是甲骨學的開山之作。
當甲骨片流傳於世時，收集甲骨片的人還有天津的王襄和孟定生。王、孟兩人最初搜購到甲骨五六百片，後來王襄在京津兩地陸續搜購到四千餘片甲骨。此外還有清朝大臣端方。除了中國人以外，西方在華人士也開始搜集甲骨片。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美國駐山東濰縣傳教士方法斂和英國浸禮會駐青州傳教士庫壽齡在濰縣合夥搜購甲骨片，此外德國在華人士威爾茨、日本人西村傅、加拿大人明義士等也都廣泛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