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新文化運動的發展
五四愛國運動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五四前新文化運動是一個反封建的思想運動，主要宣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科學思想。五四前後，中國的先進分子從巴黎和會所給予的實際教訓中，開始看出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拋棄了對帝國主義的幻想，走上了徹底反帝的道路。這是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進一步傳播的主要原因。
五四後新文化運動表現出明顯的向更深層次發展的趨向。廣大知識分子不滿足於五四運動具體鬥爭目標的實現，思想界出現了如何改造中國、改造社會的熱烈討論，各種社團和期刊，各種社會思潮和改造社會的方案紛紛出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得到進一步傳播，使新文化運動迅速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為主流的思想解放運動，從而揭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在五四運動中及其之後，他在《新青年》、《每周評論》、《晨報副刊》、《少年中國》、《言誌》等刊物上發表了許多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1919年5月，李大釗在他主編的《新青年》馬克思研究專號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第一次向中國人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指出這三個部分不可分割的關係。1920年3月，他又在北京大學組織領導了我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翻譯、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他還在北京大學、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分別開設了唯物史觀、社會主義社會運動等課程，團結教育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陳獨秀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宣傳者，他發表的《馬爾薩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勞動者的覺悟》、《上海厚生紗廠的湖南女工問題》、《談政治》等文章，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勞動人民創造世界、剩餘價值理論、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在宣傳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過程中，1920年初陳獨秀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的陳獨秀，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信仰極為堅定，他能夠轉變，說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已成不可抗拒之勢。同時，由於陳獨秀是思想界有影響的人物，因而他的轉變必然在知識分子中間引起很大反響，促使更多的人接受馬克思主義。
在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下，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一批知識青年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成為早期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毛澤東早在1918年到北京期間就已接觸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新思潮。五四運動爆發後，他領導湖南人民開展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主編《湘江評論》，他在該刊發表了著名的《民眾大聯合》一文，號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各階層人民，起而仿效俄國。1919年冬，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進一步閱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1920年夏開始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早在留學日本時已接觸到有關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1919年6月，他回到天津，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會報》。1920年1月，他被反動派逮捕入獄，在獄中給難友講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學說，宣傳馬克思主義。
此外，惲代英、鄧中夏、趙世炎、張太雷、向警予等，也都積極進行了革命思想的宣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從而成為五四後新文化運動的主流。這樣，到1920年期間，在中國已經形成一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隊伍，這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碩果。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創建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近代社會經濟、政治發展和思想演變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階級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思想基礎。
最早醞釀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是李大釗和陳獨秀。1920年初，在陳獨秀離京赴滬之際，李大釗與陳獨秀即交換過建立共產黨的意見，兩人相約分別在北京和上海進行籌建活動。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局派維辛斯基等來華了解中國革命情況。維辛斯基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並同北京的革命分子討論過建立共產黨的問題；隨後，經李大釗介紹，維辛斯基等又到上海會見陳獨秀，並在上海具體幫助陳獨秀等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
經過籌備，1920年8月陳獨秀與俞秀鬆、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等首先在上海成立共產黨的發起組織，推陳獨秀為書記，當時名稱即叫中國共產黨，並立即函約各地共產主義者成立黨的支部。同年10月，李大釗與張國燾、鄧中夏等成立“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被推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漢，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譚平山、譚植棠等在廣州也先後成立了黨的小組；在這同時，張申府、趙世炎、陳公培、劉清揚、周恩來等在法國巴黎，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東京，先後在中國留學生中也成立了共產黨小組。由於這些黨的地方組織當時名稱並不統一，後來習慣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這些小組以上海發起組為活動中心，開展了多方麵的工作。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後，便有計劃地開展馬克思主義宣傳。1920年9月，上海黨的發起組把《新青年》雜誌改為自己公開的機關報；10月，又出版了秘密刊物《共產黨》月刊，係統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狀況。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很重視在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進行組織工作。1920年8月，上海黨的發起組出版了《勞動界》周刊。不久，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出版了《勞動音》周刊，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出版了《勞動者》周刊。這些刊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1921年初，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長辛店舉辦了勞動補習學校，上海黨的發起組在滬西小沙渡舉辦了勞動補習學校，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在漢陽兵工廠等處舉辦了工人識字班。小組成員們結合文化知識的講授，把革命道理傳播到工人中去。1920年11月，上海黨的發起組領導成立了上海機器工會；12月，又領導成立了印刷工會。1921年5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領導成立了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工會)。各共產主義小組也很重視在青年中培養黨的後備軍。1920年8月，上海黨的發起組建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武漢、長沙的共產主義小組也先後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各共產主義小組還進行了建黨原則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上海黨的發起組在《共產黨》月刊上登載了許多介紹俄國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的文章，吸取它們的建黨經驗。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出現及其活動，促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在組織上、思想上和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條件。
中共“一大”
經過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醞釀、準備，成立全國性的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完全成熟。
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來到上海，進一步指導中國的建黨工作。經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積極籌備，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和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支持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1年7月23日晚8時，在上海法租界貝勤裏路樹德裏3號(現興業路76號)秘密開幕。出席大會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湖南)，董必武、陳譚秋(湖北)，王盡美、鄧恩銘(山東)，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陳公博(廣東)，周佛海(日本東京)12人，還有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柯爾斯基應邀參加了大會。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發起人陳獨秀、李大釗因事均未出席，大會由張國燾主持。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大會進行到7月30日晚上，由於租界密探的突然闖入而臨時中止，最後一天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進行。大會通過了黨的綱領，正式確定黨的名稱叫中國共產黨，黨的奮鬥目標是以革命軍隊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家私有製，直至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黨綱還規定了黨的紀律，若幹組織原則和吸收黨員的條件與手續等等。大會還通過了黨的工作的第一個決議，確定黨成立後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加強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
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任中央局書記，張國燾、李達分別負責組織和宣傳工作。
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爭取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建設富強的國家，進行了前赴後繼、不屈不撓的鬥爭。這些鬥爭雖然都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但是結果都失敗了。事實證明，單純的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都不能取得最後勝利。中國革命的任務必須有新的力量來領導，才能完成，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的領導力量。“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麵目就煥然一新了。”
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綱領的製定
帝國主義列強爭奪中國和軍閥混戰
五四以來，中國革命進入新的階段，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開始以嶄新的麵貌活躍於中國政治舞台之時，中國的政局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發生了新的變動。
時局變化的特點之一，是帝國主義列強共同支配中國的局麵重新出現。一次大戰期間，西方列強無暇東顧，當時隻有日本加緊在中國擴張勢力。戰後，英、美勢力重返中國，英日、美日之間在中國的爭奪趨於尖銳。1920年10月，美、英、法、日簽訂新四國銀行團協定，就是西方國家為打破日本包攬對中國政治、經濟借款格局的一個舉措。1921年11月至次年2月，在美國的提議下，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國在華盛頓舉行會議。會議經過激烈爭吵，簽訂了一係列協定。其中美、英、法、日、意《五國公約》規定美、英、日三國海軍主力艦噸位為5∶5∶3，實際上是美英在軍事上聯合挾製日本的一個措施。會議簽訂的《九國間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即《九國公約》，在“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的名義下，又規定了各國在華“機會均等”和中國“門戶開放”的原則，也是意在打破日本的在華優勢。華盛頓會議實際上造成了帝國主義列強協同侵略和共同支配中國的局麵，並為爾後美國勢力在中國的擴張創造了條件。
時局變化的特點之二，是中國各派軍閥的混戰加劇。這實際上是列強在中國爭奪的一種表現。1920年7月，分別由美、英和日本支持的北洋軍閥直係與皖係間爆發了一場直皖大戰，結果皖係兵敗，段祺瑞政府倒台。1922年4月，直奉兩派軍閥又為控製北京的中央政府而爆發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果奉係張作霖戰敗，直係吳佩孚完全控製北京政府。此後，吳佩孚公開提出“武力統一”主張，企圖建立直係的專製獨裁統治，而各省軍閥則以“自治”或“聯省自治”相對抗。這期間，各派軍閥間的混戰頻繁，爭鬥不已，政局動蕩，社會極其混亂。
四川軍閥是1902年新軍建立到辛亥革命後逐漸結成的。四川軍閥同北洋軍閥之間，同西南其他軍閥之間，既相互勾結，也相互角逐，對北洋軍閥在西南地區的擴張及其發展和消亡，都有很重要的關係。四川軍閥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在省內實行封建割據的防區製。所謂“防區”，原是指各軍的駐防區域，但四川軍閥的“防區”，卻遠遠超出了軍事方麵的內容，而儼然成了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
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政治主張
麵對由於帝國主義對中國加緊侵略和封建軍閥混戰紛爭而造成的民族危機與國內政治危機，一些不滿現狀而又不讚成以暴力手段改造現實社會的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企圖通過政治上的改良來謀求中國的出路。當時改良派的言論充滿各種報刊。《東方雜誌》、《太平洋》、《解放與改造》、《努力周報》等，是發表改良主義言論的主要刊物。提出的主要政治主張有“好人政府”、“省自治”和“聯省自治”、“製憲救國”、“廢督裁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