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胡適在《努力》周刊上發表了《我們的主張》，提出了建立“好人政府”和改革中國政治的三條基本原則：要求實現“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劃的政府”，幻想這樣的“好人政府”會為社會全體謀福利，可以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保護個性的發展。他否認中國政治腐敗的禍根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統治，認為：“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他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需要有奮鬥的精神”。在他們看來，隻要有幾個“好人”出來組織“好人政府”，實行一步一步的改良，不必進行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鬥爭，中國的時局就可得救。他們反對孫中山實行北伐的革命行動，卻把陳炯明叛變孫中山的行徑吹捧成“是一種革命”。
胡適的這種“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張，正好適應了直係軍閥吳佩孚的需要。1922年9月，吳佩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欺騙群眾，組織了以王寵惠為內閣總理的“好人內閣”，其實權仍操在直係軍閥手中。沒過多久，由於內部派係利害衝突，“好人內閣”垮台，“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張徹底破產。
這時期，聯省自治的主張也頗有聲勢，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曾主張中國采取聯邦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實行省自治和聯省自治，製定省憲法、聯省憲法，以完成國家的統一，這是聯邦式資產階級共和國主張的翻版。
早在清朝末年，梁啟超等人均提到了學習歐美聯邦製，實行地方自治等問題。以後一些人針對軍閥獨裁政治，提出要使中國強大，必須采用聯邦製。1920年下半年至1923年，形成了一個規模頗大的要求省自治和聯省自治的浪潮，各地成立了自治運動的團體。主張省自治和聯省自治的人認為，中國致亂的原因是軍閥權力太大，中央政府無力製裁軍閥，民眾無權，地方無權。因此，救國治國的辦法在於實行“省民自決主義”，各省製定憲法，實行自治，然後在省自治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聯省自治的共和國”。
1920年7月，譚延闓首先提出了湖南實行自治的主張。11月，章太炎發表了《聯省自治虛置政府議》，讚同這種主張。認為“近世所以致亂者，皆由中央政府權藉過高”，救治的辦法應是：各省人民，宜自製省憲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軍隊，並以本省人充之；自縣知事以至省長，悉由人民直選；督軍則由營長以上各級軍官會推舉。
湖南省憲自治運動中，不僅包含著人民群眾同軍閥官僚的矛盾，也摻雜著軍閥之間的矛盾。軍閥趙恒惕也想當省長。11月23日，在趙的壓迫下，譚延闓去職。省議會選舉林支宇為臨時省長，未幾林被迫下台，趙恒惕當上了臨時省長。林支宇上台後，1921年3月，聘王正廷、蔣百裏、李劍農等13人為“省憲起草員”，到4月14日省憲草案告竣。而後交各縣推舉的審查員討論修改。12月1日，付全省公民投票表決，以一千八百餘萬票通過。翌年元月1日，湖南省憲法正式公布。湖南憲法條文雖然表現了資產階級關於民主自由和反對軍閥專製的要求，但無法貫徹執行。憲法公布後，進入選舉階段，趙恒惕無視省憲獨斷專行，殺害勞工會領袖及大批勞工會員，殘酷搜刮，早已引起湘人的不滿。但他卻利用職權，拋賣公產，賄買議員，同時指使爪牙包辦選舉。11月4日，趙恒惕正式當上了省長，之後更變本加厲地推行獨裁政治。資產階級改良的這種主張反映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屢遭失敗之後，資產階級謀求出路的另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辛亥革命後，鑒於軍閥擁有重兵，連年混戰，成為國家極大禍患的事實。在20年代初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了尋求中國出路，提出了廢督裁兵的主張。當時報刊上連篇累牘發表了許多關於廢督裁兵的文章，揭露了軍閥的兵是擾亂社會的根源，中國要進步，非去兵不可。兵和督不可分，必須同時裁廢，“欲裁兵先廢督”。提出了種種裁兵的方案。上海、北京、湖南等地的一些團體發表宣言、通電，召開裁兵大會，舉行示威請願，組織裁兵促進會，要求裁兵，形成了有一定聲勢的裁兵運動。在一段時間裏，孫中山也是“化兵為工”的積極主張者。
上述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主張，都否認或忽視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是中國的根本亂源，是中國社會進步、國家富強的主要障礙，反對或不讚成反帝反封的革命，表現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這些主張沒有一個能取得實際效果。事實證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在中國是根本行不通的。
中共“二大”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在中央局的統一領導下，黨進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為“二大”的召開作了準備。
從“一大”到“二大”的一年裏，許多地區建立了黨的組織。北方成立中共北京支部委員會，湖南成立了湘區委員會，湖北成立了武漢區委員會，山東成立了山東區委員會。此外，廣東、江蘇、浙江、安徽、四川和奉天等省，均在這一年裏先後建立起地方黨組織。各地黨的組織，培養和吸收了一批先進分子入黨，黨的隊伍不斷壯大。1922年6月底止，黨員人數已由黨的“一大”時的五十餘人發展到195人。共產黨“一大”隻確定了黨的奮鬥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提出在現階段的革命綱領，以給全國人民指引前進的方向。在共產國際與列寧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完成了這一任務。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代表12人，代表全黨195名黨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和製定黨在現階段的革命綱領。會議根據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論，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明確指出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前階段的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的基本動力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而民族資產階級為免除經濟上受壓迫，也要起來與世界資本主義鬥爭，因此，無產階級應同民主主義的勢力結成聯合戰線，促使革命的迅速成功。在此基礎上，會議製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最高綱領是“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製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會議還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等決議，並根據列寧的建黨學說，製定了《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黨的組織原則是“少數絕對服從多數”，“下級機關須完全執行上級機關之命令”，“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會議選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為中央委員。鄧中夏、向警予、張太雷為中央候補委員，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為委員長。
這樣，黨的二大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實際上明確了中國革命必須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這是黨對中國革命問題認識上的一個重大進步；二大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預示著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必將迅速到來。
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和農民運動的興起
香港海員大罷工
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推動下，中國工人階級掀起了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這個高潮從1922年1月開始，到1923年2月終止，前後持續13個月之久，大小罷工鬥爭達一百多次，參加人數在30萬人以上。其中影響較大的有香港海員罷工、安源路礦工人罷工、開灤煤礦工人罷工和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等。
香港的中國海員，深受外國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工資隻及白人海員的五分之一，住房簡陋，有的甚至無房可住，棲身於道路旁、貨堆上和煤堆裏，政治上又備受歧視，處境十分惡劣。他們經常航行於歐美各國，受到了世界革命潮流的影響，因此他們革命意識較強，思想覺悟較高，1921年3月就成立了中華海員工人聯合會，同外國資本家進行過幾次經濟鬥爭。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員工人要求增加工資遭到資本家的拒絕，於是在中華海員工會領導下舉行大罷工。香港英國當局下令封閉海員工會，更加激起了中國工人的反抗。2月底，香港全市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人數多達十萬餘人。英帝國主義大為恐慌，調集大批軍警鎮壓罷工工人。為了爭取罷工的勝利，海員罷工總辦事處決定封鎖香港，斷絕其糧食供應，並動員罷工工人離港回廣州。3月4日，大批工人步行回省，當行至九龍附近沙田時，遭到英國軍警開槍射擊，打死6人，傷數百人，造成“沙田慘案”。此後，海員工人的罷工鬥爭更加激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廣東政府和全國工人給予一致聲援，海外華僑也捐款援助。罷工堅持了八個星期，終於迫使香港當局撤銷了封閉工會的命令，答應增加工資20％。這次鬥爭的勝利，大大鼓舞了中國工人的鬥誌。
香港海員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直接和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也是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起點。
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
為了適應工人運動高漲形勢的需要，1922年5月1日，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大會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通過了《罷工援助》、《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等決議案；並決定在全國總工會成立以前，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工會組織的總通訊處。表明中國共產黨已成為全國工人運動的領導者。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促進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團結，推動了罷工高潮在全國各地展開。其中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就是這次工人運動高潮中南方工人舉行的主要罷工之一。
安源路礦是指株萍鐵路和安源煤礦。安源路礦共有工人17萬餘人。毛澤東曾於1921年秋到安源調查，隨後由李立三等來此建立黨團組織，並成立了工人俱樂部。1922年9月初，毛澤東來安源對罷工進行部署。接著，劉少奇也來安源工作。9月14日，一萬多名工人衝出礦井、廠房舉行大罷工。路礦當局勾結軍閥調來大批軍警企圖鎮壓，但由於工人們的英勇鬥爭和社會各界的聲援，終於迫使路礦當局於18日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增加工資等條件，罷工取得了勝利。
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
開灤煤礦工人罷工，是這次工人運動高潮中北方工人舉行的主要罷工之一。1922年10月23日開始，開灤煤礦約5萬工人，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特派員彭禮和等指揮下，舉行總同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承認工人俱樂部。礦局勾結北京政府，調集軍警鎮壓。罷工鬥爭堅持了二十五天，終未達到預期目的。工人們在增加少許工資的條件下複工。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和“二七”慘案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是這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1921年以來，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幫助下，京漢路各站陸續成立了工會，並成立了全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經過醞釀，決定於1923年2月1日在鄭州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吳佩孚下令“製止開會”。2月1日，工人代表衝破軍警的封鎖擁入會場如期召開了大會。當日，反動軍警又搗毀了總工會會所。總工會號召全路工人舉行大罷工，將總工會南移至漢口江岸辦公。2月4日，在長達兩千餘裏的京漢路上三萬多名工人在三小時內實現了總同盟罷工。7日，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吳佩孚在漢口、鄭州、長辛店等地對罷工工人進行血腥鎮壓，致52人慘死，三百多人受傷，四十多人被捕，一千多人被開除。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和武漢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慘遭殺害，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二七”慘案後，各地的工會組織除廣東、湖南外都遭封閉，工人情緒一時趨於低沉，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了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