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這一年夏初，周與良獲哲學博士學位。未久，穆旦夫婦收到了台灣大學的邀請函，邀其至台大任教。幾乎與此同時，亦收到印度德裏大學的聘請書（南按：時穆旦的族兄查良釗為德裏大學教務長）。當時美國南部一些大學經常到芝加哥大學選聘教師，若到南部大學任教亦不繁難。但夫婦二人還是決定回歸祖國大陸，其緣由是夫婦雙方父母兄弟姐妹等親屬皆在大陸，回國後在各自的專業上也能開創一番新天地。在穆旦心中，牽掛和夢想更多的還是他熱愛的詩歌創作與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並認為中國的詩歌若想來一次“文藝複興”，非得借鑒外國詩歌的長處和新的意境不可，否則，絕無出路，而自己無疑是這項偉大使命的承載者與新墾土地的播種者之一。這一心境和誌向，在穆旦歸國後致原西南聯大外文係同學，時正下放山西勞動的“九葉派”詩人之一杜運燮的信中已明顯流露，信中說道：“我把拜倫的長詩又弄出《錫隆的囚徒》和《柯林斯的圍攻》兩篇，這種敘事詩很可為我們的詩歌借鑒。我最近還感覺，我們現在要文藝複興的話，也得從翻譯外國入手。你談到你的學生看你的《冬與春》而‘不易懂’，欣賞的水平如此之低，真是哭笑不得。所以如此，因為他光喝過白水，沒有嚐過酒味。國內的詩，就是標語口號，分行社論，與詩的距離遠而又遠……在這種情況下，把外國詩變為中文詩就有點作用了。”[20]
然而，祖國大陸已經改色，因中共已明確表示倒向蘇聯一邊，要在此時回返已不是件容易事。據周與良回憶：“當時留學生拿的都是國民黨政府的護照，又正值朝鮮戰爭時期，美國反華反共情緒正盛，且我為理科博士畢業生，美國政府根本不批準回中國大陸。”因而不得不設法求人，四處打聽能回歸的辦法。折騰了一個段落後，終於“找到一位猶太律師，花錢代向移民局疏通，加上我的導師B.Palser教授向移民局寫介紹信，證明‘此人所學與生化武器無關，對美國國防沒有危害’，加之我們夫婦稱回國是定居香港，才最終獲準回香港。而國內親屬已替我們辦好香港入境手續。……實際上我們根本沒有進入香港，直接由中國旅行社接回深圳”。[21]
1953年1月，穆旦夫婦由廣州至上海，受到巴金、蕭珊夫婦的宴請。1940年夏，穆旦於西南聯大外文係畢業留校任助教時，結識了考入聯大外文係不久的陳蘊珍，也就是後來成為著名現代作家巴金夫人的蕭珊。因對文學和詩歌共同的熱愛，穆旦與蕭珊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當穆旦夫婦從芝加哥歸來時，巴金正在上海主持平明出版社工作，老友相遇，於談天說地中自是談到一直掛在心懷的文學之夢。當穆旦說自己準備譯介俄羅斯及蘇聯文學作品給中國讀者時，得到了巴金與蕭珊的鼓勵，希望盡快譯出交平明出版社出版，以便適應新形勢下文學轉型和讀者的口味。穆旦聽罷，自是以感激的心情應諾。
這年2月底，穆旦夫婦由上海抵達北平，穆旦暫住教育部招待所，周與良回天津家中。穆旦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間隙，開始著手翻譯蘇聯季摩菲耶夫所著的《文學原理》。當此之時，就讀於芝加哥大學的趙蘿蕤已回國並出任燕京大學西語係主任，為擴大西語係陣營，趙蘿蕤報請校長陸誌韋批準，邀請巫寧坤歸國至燕大任教。1951年上半年，尚未完成博士論文的巫寧坤懷揣滿腔激情和幾年海外苦讀的沉甸甸的收獲離開芝加哥大學，於7月初來到舊金山等船返國。時已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正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員和講師的李政道聞訊前來幫忙收拾行李，並在巫氏搜羅來的裝滿左派書刊的幾個鐵皮箱和紙板箱上，端正地寫上了“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等字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