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歸殘夢終成空
當葉企孫於淒苦中悄然作別世界的時候，同儕中蟄伏嶺南的陳寅恪已去世七年有餘。再過一年零一天，病臥陝西涇陽家鄉的吳宓，也將命赴黃泉，在另一個世界與陳、葉等清華好友團聚一堂。
1942年8月，任教於西南聯大的吳宓被教育部聘為英國文學“部聘教授”。按規定，每個學科在全國範圍內隻有一人，本次共選出“部聘教授”十六人，分別是：陳寅恪、陳建功、吳有訓、吳宓、曾昭掄、周鯁生、張其昀、徐悲鴻、李四光、柳詒徵、梁希、湯用彤、胡小石、蘇步青、茅以升、黎錦熙。當年“哈佛三傑”陳寅恪、湯用彤、吳宓同時位列其中，可見“三傑”之說並非虛妄。教育部此舉，對抗戰時期正處於艱難困苦中的知識分子是一個鼓舞。據《吳宓日記》說，清華外文係主任陳福田“首來函（英文）道賀”，但吳認為“此固不足榮，然得與陳寅恪（曆史）、湯用彤（哲學）兩兄齊列，實宓之大幸矣！”[1]
在吳宓心中，此時的陳福田是否內心發點酸水，或假做恭維狀來個貓賀老鼠等，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的學術水平和勞動成果得到了政府承認並賜以榮譽，且與陳寅恪並列齊肩，這是特別引以為豪的。當然，一旦成為部聘教授，也有經濟上的實惠，除由教育部每月支付薪金600元，另外還有每月400元的研究費。而當時一般教授的薪水每月僅為360元，可見這個實惠也確實有點實在的東西。
自抗戰軍興，吳宓由北平轉長沙、蒙自，再至昆明的近六年間，生活過得並不愉快，費盡苦心追求的毛彥文，盡管那個大自己幾十歲的糟老頭子早已死掉，但對吳宓的癡情與數十次透著火辣辣感情的書信不複一言，甚至讓其亡夫熊希齡的同鄉沈從文將不曾拆封的吳宓來信原封寄回，且在信封上注有“永勿來信”的大字以示警告。除毛彥文外，在吳宓心中掀起愛情波瀾的另外幾位女子如K、絳珠、黎憲初、盧雪梅、高棣華、陳仰賢、張爾瓊等等，無一人對其傾心相注。而吳宓在清華與西南聯大的學術地位，也非當年可比。思想文化的差異，對政治、人事認識的不同，以及上下左右甚至同事間的傾軋，越來越複雜的環境變化令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在抗戰前的1937年6月29日，《吳宓日記》曾記載過一件令他不快與警覺之事：“12：00方午餐，文學院長馮友蘭君，送來教育部長公函，擬舉薦宓至德國Frankfourt-am-Main之中國學院任教授。月薪僅四百馬克，不給旅費。按此職即昔年丁文淵君所任，原屬微末，而校中當局乃欲推薦宓前往。此直設計驅逐宓離清華而已。蛛絲馬跡，參合此證，則此次係主任易人之事，必有一種較大陰謀與策劃在後，宓一身孤立於此，且不見容，誠可驚可悲矣！”[2]好在此次吳宓還算心中有數，沒有落入馮友蘭等輩設下的圈套而被驅出清華。
抗戰爆發，清華南遷後的1937年11月19日，吳宓一到長沙，就得悉臨時大學文學院設於衡山聖經學院並於當日開學，文科教授需赴南嶽授課。下午，吳宓赴長沙北門外麻園嶺22號清華辦事處報到，5點30分赴湘雅醫院內湖南省教育廳長朱經農宅拜訪。據《吳宓日記》載：“先見朱，次梅貽琦校長出。宓向梅陳述北平近況，及清華被日兵占據情形，甚詳。梅但頷首而已，似頗冷落。宓出。時，雨甚大，宓躑躅泥路中，燈少，昏黑不能見，往返迷途。”[3]
從上述兩則日記所述內容，不難見出清華高層對吳宓的態度，亦可見吳在清華中的地位之尊卑。而這種狀況，到了昆明西南聯大似未改變，1939年11月17日，吳宓在日記中就當日宴會情形又發了一番感慨：“宓深感宓近者與公宴，論年則幾為最老，敘座則降居最末。今晚即然。其上皆校長、館長、教務長、院長，宓僅教授而已。愈可見宓在此世間之失敗而不容戀戀矣！”[4]
此事在吳的內心引起的悲憤之情未平，又出現了錢鍾書被陳福田、葉公超等輩排擠出清華之事。盡管年輕氣盛的錢鍾書曾公開放言“西南聯大的外文係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等狂話，但天生“傻得可愛”的吳宓總是站在愛護後進的角度不以為忤。[5]隻是“太懶”的葉公超與俗人陳福田二人合力設謀，把個狂妄書生兼才子錢鍾書一腳踢出門外，任其流落他鄉。吳宓對陳葉二人向校長梅貽琦進讒言大為不滿，認為彼輩“殊無公平愛才之意”“皆妾婦之道也”，並以悲天憫人的情懷為錢鍾書重返聯大奔走呼籲。但“終憾人之度量不廣，各存學校之町畦，不重人才”而作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