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指斥的這位陳銓，早年就讀清華，一度受到吳宓賞識和著意栽培，後赴美、德留學，獲德國克爾（Kiel）大學博士學位後歸國，先後在武漢大學、清華大學外文係任教。其間參加吳宓主持的“學衡派”的一些活動，並為其雜誌撰稿，後任編輯，與川人賀麟、張蔭麟與吳宓過從甚密，被時人稱為“吳門三弟子”。抗戰時期，陳銓執教於西南聯大外文係，一度搞“石頭記研究會”，並因演講《紅樓夢》而大出風頭，其創作的戲劇《野玫瑰》《黃鶴樓》和長篇小說《狂飆》等曾風靡一時。特別是由當紅影星秦怡主演，以國民黨特工人員在淪陷區臥底，並潛伏於大漢奸身邊搞情報兼及三角戀愛的話劇《野玫瑰》，於1946年在重慶上演後，山城為之轟動。朱家驊特別邀請陳銓和原西南聯大兩位常委蔣夢麟、梅貽琦一起觀看演出並給予高度評價。時在重慶的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偕夫人鄧穎超也觀看了演出。一時間，陳銓風光無限。
在抗戰勝利前的1943年，陳銓即離開西南聯大赴重慶中央政治學校任教，並被聘為正中書局總編輯。抗戰勝利後，陳銓可能出於和吳宓一樣的顧慮與心境，沒有返回清華，受聘為上海同濟大學文學院外文係主任。1949年在國共易鼎之際堅留大陸，繼續在同濟任教兼任複旦大學教授，1952年調往南京大學外文係任德語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爆發後，因他當年在重慶創作的《野玫瑰》和主辦刊物《戰國策》等，成為“糖衣毒藥”“美化漢奸”“反黨反人民”的鐵證，陳氏被打成“反動作家”受盡汙辱與折磨。1969年1月31日這個寒冷的冬日，時年66歲，脖子上掛著一塊沉重黑牌的陳銓，在群眾遊鬥中體力不支，頹然倒地，氣絕而亡。曾風光一時、宣揚“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劇本《野玫瑰》，被冠以“漢奸、特務文學”批倒、批臭，並被“釘在現代文學史的恥辱柱上”。當然，這是後話了。
且說胡適出任北大校長這一既成事實，在給吳宓精神上造成壓力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牽扯、阻擋了其北歸的步伐。但此時清華園的大門仍對吳宓敞開，主動權仍握在吳氏手中。一晃到了1948年初，在與清華方麵聯係後，吳宓打算下學期棄武大奔清華園任教，遂又舉棋不定，寫信向陳寅恪求教。時已於清華執教的陳寅恪很快複函，略謂三條：（1）在平薪多而實不為益；（2）書宜售出，免遭兵損；（3）宜授外文係高深課程；（4）華北大局，應視兩月內錦州能否堅守雲雲。[14]麵對陳寅恪的勸告和國共兩黨大軍雲集、兵鋒正盛的北方局勢，吳宓北上的腳步更加踟躕，最終決定留下來繼續觀望。未久，吳宓收到青年學者金克木從北京大學發來的信函，告訴清華已經對他失去了耐心，並有人揚言以後不能再讓他自由回到清華校園雲雲。至此，清華的大門已向吳宓關閉，當年的藤影荷聲之館裏再也見不到吳雨僧的身影了。
吳宓遲遲未能北歸的原因，與劉永濟的拉攏、陳福田輩的嫉妒、胡適派擠壓、陳寅恪勸告等固然有很大關係，但主要原因則是他頭腦中有一個中國將出現南北朝局麵的預測或稱幻想。南北分野既是政治、軍事的，更是文化上的分野，這個觀念早在抗戰勝利之前即已開始。1945年3月21日，在成都燕大任教的吳宓於日記記載：“6-8訪寅恪。寅恪亦勸宓春假往訪濟（南按：劉永濟）等。觀察情形，再定行止。又權（南按：蕭公權）與寅恪均認為異日華北必入共產黨掌握，吾儕隻宜蟄居長江流域，則武大較宜雲雲。”又，同年10月10日記載：“上午8-10孫貫文來，久談時局。按中國今成南北朝之形勢。河、淮以北，甚至江、淮以北，將為共產黨所據，而隸屬於俄；（近新疆已有爭戰。）南方則為國民黨之中國，號稱正統，（以孫中山為國父，與古昔斷絕。）而稟命於美。異日縱橫相鬥，俄與英、美、日等國大戰，中國適成戰場。而分立鬩牆，互攻互殘。赤縣古國，遂至末日，淪胥以盡。”[15]
就在吳宓蟄居長江流域的珞珈山瞪著警覺的眼睛南北觀望之際，國共兩黨的裂痕越來越大，終至再度同室操戈，相互砍殺起來。麵對東北與中原騰起的硝煙炮火，吳宓有離開武大之意，除了躲避臨近的兵禍，還有一點，即吳在武大的生活並不如意。劉永濟雖熱心相邀，但劉本人在武大的地位、權力有限，且不是一個辦事幹練有條理的人，結果弄得吳在武大的飲食住宿都成了問題。加之時局混亂，人心惶惶不安，學校當局又未把吳宓當作一盤特殊的大菜看待，搞得擁有“部聘教授”身價的吳氏在校中處境頗為尷尬，慍怒中便有了“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念頭與打算。期間，中山大學欲聘吳宓為該校文學院院長，吳思慮再三，未就聘。又有到美國教授漢文或講中國文化的機會，“然宓決定不去”[16]。後又答應就聘四川大學，到成都任教，並與主辦成都東方文教學院的王恩洋約定，到其院義務講學，目的是從王恩洋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為僧，並撰作一部描寫舊時代生活的長篇小說《新舊因緣》，以償多年的宿願”。[17]1948年10月初，吳宓雇人把書籍行李悄悄運至漢口，不日即乘輪船溯江入川。結果是未及登輪，即被校方勸阻回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