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在全國展開，吳宓踴躍參加，並於7月8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改造思想，站穩立場，勉為人民教師》長文，委婉地表達了自己一直堅守的文化觀，並放言：“中國即使亡於日本或任何國家，都不足憂，二三百年後中華民族一定可以恢複獨立驅除異族的統治，但若中國文化滅亡或損失了，那真是萬劫不複，不管這滅亡或損失是外國人或中國人所造成的。”此文後由《光明日報》轉載，於全國文化教育界轟動一時。同年10月，西南師範學院在院係調整中擴大建製，並從沙坪壩遷往重慶北郊縉雲山麓的北碚。吳宓自此定居北碚，後半生的一切愛恨情仇、悲歡離合都將在這裏展開。
此時的吳宓尚有點天將降大任於是人，沾沾自喜的感覺，認為：四川（西南）學生一樣聰敏好學，而需要一位西洋文學通博詳實而又授課講解認真且得法之好教授乎？目前具此資格者在重慶（在西南地區）實隻有宓一人，是故為國家計，真應遣派宓駐此地區。”[21]懷揣這樣一種悲天憫人的文化情懷，以中國文化托命之人自承的吳宓，在新的時代大潮中，精神亢奮地在各種會議場所大呼小叫高嚷“我是一塊磚，走到哪裏任黨搬”之時，又交了桃花運，重慶大學法律係一名叫鄒蘭芳的學生暗戀上了他，盡管吳宓已是60歲的老人，麵對這個20多歲純情少女的示愛有點不好意思，但小鄒很嚴肅認真地告訴說，當今時代天底下最帥的帥哥，就是一代情癡吳雨僧，表示從此之後，生是吳家的人，死是吳家的鬼，非吳不嫁。吳氏聽罷，自是感動不已。1953年，吳宓與鄒蘭芳鑽入花燭綻開的洞房，結成了百年之好。可惜百年尚未到來，僅過了兩個春秋，小鄒就不幸病逝，未留子嗣，吳宓後半生短暫的婚姻生活就此結束。對漸入老境的吳宓而言，這場戀愛與婚姻，似是曇花一現，又像大夢一場，其間的痛苦多於幸福。小鄒死後，吳宓複入孤苦伶仃的老年單身漢行列，直到死去，未結姻緣。
1955年，西南師院外語係取消帝國主義的英語專業，改設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的俄語，吳宓雖精通英、法、德、拉丁語等歐美語係，但偏偏不懂俄語，身價暴跌，隻好由外語係調任曆史係世界古代史教研室講授世界史。此時的吳宓仍滿含熱情把身心投入學校建設和教學研究中，見學校圖書館藏書不豐，特別是稀缺的古舊書更少，便致函北京的親屬，把戰前藏於其家中的1000餘冊書籍寄往重慶，無條件贈與西南師範學院圖書館。這批書中，其中多數是難以在市麵上購到的好書，一部分為罕見的善本、孤本，甚至是吳宓留學美國時購買的外文書籍。也就在這一年，吳宓沒有登台講課，僅參加各種學習，其內容包括批胡適、學辯證唯物主義、自我檢查與批判、工會組織生活、學習憲法等，搞得苦不堪言。對此，吳在日記中載道：“近半年來宓未作詩，少讀書，惟碌碌於上列十事，開會、聽講、撰公文、填表格，故身勞而心苦，至乃每日無時休息，每夕不外出散步，朋友書信斷絕不複，詩不作，更不親聖賢典籍、古典名著，於是誌愈摧、氣愈塞、情愈枯、智愈晦、神愈昏、思愈滯，而身愈瘦、肢愈弱、目愈眩、發愈白、容愈蹙、膽愈怯，尚不足為重輕者矣！”[22]
1956年，全國高校進行工資普調與教師定級，西南師院評審組一致評吳宓為一級教授，但吳連寫二信堅辭，提出隻要三級，並雲：“共產黨對宓太好了，宓怎能提過高的要求呢！”據知情者說，吳宓之所以如此高調對待此事，是暗中受了高人指點，其主題一是謙，二是避。謙是天生固有的謙虛性情和文化良知；避是避校內共產黨出身的年輕幹部，彼輩都在二級以下，吳宓怕在個人利益問題上，超過這些不學無術但整人有方的掌權者，招致忌妒，引來禍端。後經民主黨派人士曹暮樊（原勉仁學院同事）勸說，遂定為二級教授，月薪27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