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此之時，作為民盟西師負責人的李源澄，並未像西師其他一些“右派”如董時光（教育係講師，後死於勞改地）、陳東原（教育係教授）、羅容梓（教育係教授，後死於“文革”中）、孫銘勳（中文係教員，後死於大饑荒）那樣有過激烈的“鳴放”言論，但仍被網羅於密網打成“右派”而折騰成一個胡言亂語的瘋子。在這個足以籠罩整個中國天空大地的天羅地網中，吳宓自是學校當局、特別是他所在係的頭頭們早就想捕獲的一條“大蛇”，隻因在鳴放中途吳宓有些警覺，加之受到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世外高人指點，遂利用群獸合圍、爭搶骨頭，直至為分功行賞、老鼠動刀——窩裏反的短暫空隙，左躲右閃突出重圍，成為一條漏網之蛇。
僥幸躲過一劫的吳宓，在驚出一身冷汗的同時，也真切地領略到新政權的厲害。於是心緒惴惴，蟄伏在草叢中喘著粗氣，瞪著眼睛觀看著學院操場上一批又一批被牽出來批鬥，並不時被打翻在地的“右派分子”。物傷其類，兔死狐悲，從這些“右派分子”所遭受的痛楚，吳宓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來，悲哀愁苦中四處訪問同事，探聽消息，惶惶然不可終日，但又難以掩飾心中的悲憤與文化良知。8月16日夜，吳宓在讀《史記·秦始皇本紀》時，悲憤交加地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樣一段話：
二世元年，趙高曰：“……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按近今階級革命以得天下，實亦用此術者也。
8月18日日記中再記：
晚訪新，病臥。（南按：新，即西師教授。）新述八月十五日下午，經忠、藝、修三人來盤問後，寫就二次檢討書繳入，未知能過關否？……新悲歎，自悔昔在燕京時仰望共產黨之非，而今則無術遠遁，寧願原子彈從天而下，毀滅此無人性、不合理之中國，亦所樂矣！[24]
此處所說的燕京，指北平，或指北伐成功前的北京。所謂自悔如今“無術遠遁”，用在吳宓身上似更切實恰當。據吳宓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坦白”，除了1948年放棄赴美講學機會外，1949年2月，“香港大學征求一位中國學者去作教授（講座），用英語講中國史及中國宗教哲學大要，友人欲以宓薦，且雲‘必成’。宓即去函阻止”。又，1949年10月，“錢穆在香港，和知友們辦一東亞文學院，寄來章程及課表，以‘學術主張及宗旨素同’，力勸宓赴港共事。宓謝卻之”。“快到解放時，宓自己決定，不問禍福如何，我決定不到外國去。”[25]據說傅斯年到了台灣後，曾致函吳宓勸其赴台任教，而吳亦未應允。
當國民黨軍隊被解放軍全部趕出大陸的時候，國門被鋼鐵一樣堅硬厚實的幕布封鎖，藍色的天空罩上了巨網，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生活在無產階級專政鐵拳之下的各色人等，即使身上插上翅膀也難以越過沉沉的密網流竄到邊境之外，更不可能像狡兔一樣有三個洞窟藏身避難，隻有像被堵住老窩的兔子或其他蛇獸，老老實實地等待被捕獲後，或剝皮，或開膛，或下油鍋任意處置了。正是曾經有過的諸多前緣和機會，才使包括吳宓在內的一批陷於絕境的自由知識分子，發出了如此悲恨交加的哀鳴。隻是想象的原子彈沒有從天空落下，而吳宓與他的許多同事卻一步步走向了“自絕於人民”的毀滅之途。
9月29日，吳宓日記載：
上午8-9時，委來，詳述其兄澄之瘋疾情形……昔1951雪之瘋也（南按：指1951年西師女職員張宗芬在鎮反運動中被疑為“特務”而致瘋），宓猶能挺身而出，為求醫，治之愈，且護其兒，多方援助，不恤人言，不畏嫌疑雪為反革命之妻。今於交久誼深之澄，宓乃不敢至其家一探視，亦不能延蔡醫為之診治，足見今日法網之密，禁令之嚴，亦可見宓之衰老畏怯，見義無勇，自視實毫無人格，有生如死者矣。[27]
吳宓述及的這位李源澄，於1958年5月，在淒風冷雨中發瘋病重死在床上，時年51歲。
李死後，院方將其夫人及女兒送回李的老家四川犍為縣農村務農。而李的遺稿無人收拾，遂皆散失。據說李在一個短暫的清醒之時，將他撰寫的一部《魏晉南北朝史》書稿托付給摯友吳宓，以待將來出版之日。想不到吳宓很快就成了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而隨著吳宓遭遇的一連串不幸，這部書稿亦不知所蹤，徒讓後人空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