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定計劃，吳宓所乘火車到達廣州的時間為白天，但一入廣東境，因洪水泛濫，鐵路多處遭塌阻或淹沒，火車時走時停，直到30日夜晚11點30分才抵車站。時陳家已派出小彭、小彭夫婿林啟漢與陳美延三人前往車站迎候。吳宓出站，“乘中山大學之汽車，過海珠橋，行久久（似甚遠），方到中山大學。即入校，直抵東南區一號（洋樓）樓上陳宅。寅恪兄猶坐待宓來（此時已過夜半12時矣）相見”。隻見陳寅恪“雙目全不能見物，在室內摸索，以杖緩步；出外由小彭攙扶而行。麵容如昔，發白甚少，惟前頂禿，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細而更覺兩端向外下垂（八）”。[30]
老友相見，自是一番感慨。盡管陳寅恪目盲病弱，但因吳宓的到來顯得精神興奮，憋在心中的話也如開閘的洪水傾瀉而出。吳宓在日記中敬重地記下了這次相見的場麵與陳氏思想誌向，謂：“黨國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而李一平君有接洽龍雲投依人民政府以是和平收取雲南之功，政府詢其所欲得酬，李一平答以二事：（甲）請移吳梅（瞿安）師之柩，歸葬蘇州——立即照辦；（乙）請迎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居廬山自由研究、講學——政府亦允行，派李一平來迎。寅恪兄說明寧居中山大學較康樂便適（生活、圖書），政府於是特致尊禮，毫不係於蘇聯學者之請問也！（宓按：劉文典之為政府禮重，亦必由於李一平之力；典1956對宓所言由於蘇聯學者之曾讀典所著書而追詢及典，乃有政府擬派其赴蘇聯講學之意雲雲，恐非事實。又按王德錫之得入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似亦出於李一平之推薦）。”
吳宓記述中所說的李一平，雲南大姚人，20年代初肄業於東南大學，是吳梅的得意門生。青年時代曾領導參與南京“五卅運動”，結識陳銘樞、廖仲愷等人，並參加過北伐。後與林森、陳誠、李四光等人交往甚密，無黨派人士。解放戰爭後期，曾策動雲南滇軍倒戈，為中共政權控製西南建過功勳。新中國成立後，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等職。因吳梅早年曾拜陳三立為師研習詩詞，李一平繼之與陳氏家族建立了密切關係。從上述事例中可以見出李一平其人高風亮節與對師友的敬重和情意。
吳氏提到的蘇聯學者請問一事，是流傳於學術界的一則逸聞，說的是1949年年底，毛澤東訪問蘇聯，與一代霸主斯大林會晤時，對方突然問起陳寅恪的行蹤，毛澤東感到意外，詢問詳情，才知斯大林在寫《中國革命問題》時，曾引用了陳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澤東不知陳寅恪是何方人士，當然更不知其蹤，但既然世界頭號“大鱷”斯大林如此重視，說明此事非同小可，遂立即表示回國查詢後再呈報。當夜，一份特急密電發往北京，相關人員迅速行動，這才知道陳寅恪沒有去香港，而是流落到了廣州的嶺南大學。自此之後，陳寅恪的身影進入了中共最高當局的視野，後來發生的一切政治、生活優待，都與斯大林這個詢問有關。這個傳聞不知何時何日，又弄到了劉文典身上。不知是別人附會，還是劉氏為了唬住當時沒什麼政治地位的吳宓而故意自吹自擂，但劉文典於50年代確曾被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一、二屆委員。這一切，隨著陳寅恪自身經曆的釋解，劉文典得之於蘇聯高層重視之說也就不攻自破了。
吳宓這天的日記還有如下記載：“此後政府雖再三敦請，寅恪兄決計不離中山大學而入京：以義命自持，堅臥不動，不見來訪之賓客，尤堅決不見任何外國人士（港報中仍時有關於寅恪之記載），不談政治，不評時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而認為共產黨已遭遇甚大之困難，彼之錯誤，在不效唐高祖事突厥，藉以援以成事建國，而唐太宗竟滅突厥，即是中國應走‘第三條路線’，與印度、印度尼西亞、埃及等國同列，取雙方之援助，以為吾利，舉足為左右之重輕，獨立自主，自保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應‘一邊倒’，為C.C.C.P.之附庸。……但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則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於全世界，而佛教亦純正。我輩本此信仰，故雖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移；彼民主黨派及趨時之先進人士，其逢迎貪鄙之情態，殊可鄙也雲雲。”[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