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說的共產黨遭遇甚大困難，除了政治上在國際上陷入孤立，更大的困難是全國陷入空前的饑荒，人民衣食無著，因饑餓而死人的事時有發生，國家經濟到了崩潰邊緣。而導致這個惡果的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當局沒有效法唐初李淵建國時稱臣突厥的做法，保持獨立的文化道德精神。相反的，正是唐初保持了獨立的文化道德與精神，才於十年後的唐太宗時代一舉滅掉了突厥，成為亞洲第一霸主，創造了稱雄於世的皇皇偉業。反之當世中國政府，其政策是全麵倒向蘇聯（C.C.C.P.），搬用蘇聯模式，值得懷疑。正是出於這樣一種思想和考慮，才有了陳寅恪“屹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移”的獨立之精神。至於對趨炎附勢的民主黨派，陳寅恪當年就對其主要成員如聞一多、羅隆基，外加一個學生輩人物、且對陳氏恭奉有加的吳晗等輩不屑一顧，至於對章伯鈞等看風使舵，拍馬溜須，隨時找機會拖著第三黨“歸宗”等輩更是不放在眼裏。早在1953年7月26日，陳寅恪在答朱師轍詩《癸已六月十六夜月食時廣州苦熱再次前韻》中，曾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
屯戌尚聞連水，文章唯是頌陶唐。
海天明月傷圓缺，嶺樹重樓困火湯。
一瞬百年強半過，不知何處覓家鄉。[32]
陳詩中的墨儒名法道陰陽“六家”，無疑是暗喻中共之外的八個民主黨派（國民黨、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農工民主黨、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啞羊，本是佛教語言，指不知解悟的僧人。《大智度論》卷三：“雲何名啞羊僧？雖不破戒，鈍根無慧，不別好醜，不知輕重，不知有罪無罪，若有僧事，二人共諍，不能斷決，默然無言，譬如白羊，乃至人殺，不能作聲，是名啞羊僧。”清·錢謙益《葉九來<；鋤經堂詩>；序》，有“餘今為啞羊僧”句。詩中首聯意指中國文化中無論哪門哪派，都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變成了“啞羊”。陳寅恪對此鄙視有加，且耿耿於懷。1955年，時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院長的杜國庠請陳寅恪出任全國政協委員，陳氏當場回絕並說道：“我眼睛看不見，耳朵還是能聽得清的，那些個政協委員說的東西，盡是歌功頌德，不講真話，沒有什麼意思，我聽著聽著就氣得把收音機關掉。另外，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怕冷，不適應北京的寒冷。請你轉告周先生，我還是不擔任政協委員。”[33]陳氏此言，顯然是不樂意與彼輩同流合汙的義憤之舉。
陳詩頷聯的前半句似指此時朝鮮戰爭雖處於僵持狀態，但仍未結束。“水”，即朝鮮平壤北的清川江。就在這首詩寫畢的第二天，即7月27日，朝鮮停戰協議正式簽訂，這首詩算是為朝鮮戰爭做了一個小小的注腳。其後的“文章唯是頌陶唐”句，諷喻當時輿論充斥著對當局和毛澤東的頌揚。陶唐，中華民族上古部族時代的古帝名，即唐堯，與舜並稱上古聖明的帝王。《孔子家語·五帝德》：“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當時有些身患“軟骨症”的知識分子吟詩作賦，把毛澤東與古代的帝王堯舜相提並論，宣傳部門更是借此大做文章，加以鼓吹，形成了一個“聖人出，黃河清”的輿論大潮。在這股洶湧澎湃的大潮中，終於導致三門峽大壩的出籠，以及該壩建成後至今難以解決的曆史性悲劇的產生。對於當時知識界與宣傳機構聯手打造的“堯舜讚歌”，時在中山大學中文係任教的容庚（南按：抗戰勝利後被傅斯年拒入北大之門的那位），對整日昏天黑地學習毛著，並且還要評選積極分子以作為一種政治榮銜等做法大為不滿，容氏在中文係小組發言中慷慨陳詞，質問負責人：“‘言必稱堯舜’，現在大家擁護毛主席跟封建時代擁護堯舜有什麼不同？”[34]此話後來成了容氏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被打入另冊。盡管陳寅恪與容氏關係不洽，陳氏退出中文係與二人關係不睦有直接關係，但在這一點上卻是息息相通的。時在重慶的吳宓有“共頌河清未許悲”的詩句，[35]傾訴了與陳寅恪甚至是容庚等知識分子一樣的鬱悶心理。而就在這首詩寫畢四個月後，馬列主義學者汪篯來到了中山大學勸其北返。陳寅恪與其談話中除了對郭沫若等輩表示不滿，盛怒中還捎帶著大罵了一通民主黨派的朋友，稱他們是“自投羅網”“無氣節”“可恥”等。[36]無論是詩文還是談話，皆見出鬱結在陳寅恪心中的憂憤之情，而如今一對離別幾十年的衰弱老友重逢嶺南，陳寅恪傾吐的欲望與心中迸發的激情當是比以往更澎湃勇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