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在陳宅一直談到約深夜十二點半，方由小彭送往中山大學招待所休息。第二天上午，吳再到陳宅與陳寅恪敘談，陳氏“專述二十年來身居此校‘威武不能屈’之事實，故能始終不入民主黨派，不參加政治學習，不談馬列主義，不經過思想改造，不作‘頌聖’詩，不作白話文，不寫簡體字，而能自由研究，隨意研究，縱有攻詆之者，莫能撼動；然寅恪兄自處與發言亦極審慎，即不談政治，不論時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見任何外國客人，尤以病盲，得免與一切周旋，安居自守，樂其所樂，不降誌，不辱身，斯誠為人所難及；彼台灣、香港之報紙時有記載寅恪兄之近況及著作者，此類記載乃使人民政府及共產黨更加意尊禮寅恪兄，以反證彼方報紙傳聞之失實而表示我方之確能尊禮學者雲爾。其間宓亦插思想改造、教學改革經曆之困苦及危機，附述若幹友好之生死存亡情事”。[37]
當天上午，陳寅恪送吳宓《論再生緣》自費油印稿一冊，同時贈《辛醜七月雨僧老友自重慶來廣州承詢近況賦此答之》一首：
五羊重見九回腸，雖住羅浮別有鄉。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剩頌紅妝。
近八年來草《論再生緣》及《錢柳因緣釋證》等文凡數十萬言。
鍾君點鬼行將及，湯子拋人轉更忙。
為口東坡還自笑，老來事業未荒唐。[38]
《論再生緣》，是陳寅恪先前完成的一部書稿，緣起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時代的學生、時任上海複旦大學教授蔣天樞，於1953年給陳氏寄來一部長篇彈詞《再生緣》。此書乃清乾隆年間浙江錢塘才女陳端生所著之長篇彈詞小說，所敘內容為元成宗時尚書之女孟麗君與都督之子皇甫少華的悲歡離合的故事，其中青年女子孟麗君喬扮男裝，一波三折中狀元做宰相，最後在各種陰謀與陽謀的合力夾擊下左衝右突，但總是難以突出男性社會的桎梏與圈套。但陳端生隻寫到十七卷，未完成全稿即殞命，後由另一才女梁楚生與其夫許宗彥續作三卷終結，故後世流傳的本子共二十卷。此類彈詞小說，因文字通俗，一向不登大雅之堂，文人學者對此類獨彈詞七字唱之體頗為鄙視。這一好惡在陳寅恪青少年時期同樣有所體現，陳氏說：“寅恪少喜讀小說，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獨彈詞七字唱之體則略知其內容大意後，輒棄去不複觀覽，蓋厭惡其繁複冗長也。”但自“中歲以後，研治元白長慶體詩，窮其流變，廣涉唐五代俗講之文，於彈詞七字唱之體，益複有所心會”。以至到了衰年病目之日，“偶至再生緣一書，深有感於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證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養，無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興窈窕之哀思，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雲而”。[39]此為陳寅恪接觸和決心考證《再生緣》的心曲。
自1953年9月，病弱目盲的陳寅恪在授課之餘，正式開始《論再生緣》的研究與創作。其過程是先由中山大學派來的助手黃萱誦讀，陳氏逐句逐段琢磨思考，每需查找資料，便由黃萱連同陳寅恪的弟子們相助，而後在辨別材料真偽的基礎上構思成文，口述於黃萱。對於這段經曆，黃萱回憶說：“他的文章取材廣闊，每篇都是經過一絲不苟地考慮、縝密精心地結構才口授給我筆錄的。雖然這樣敬重其事，還要屢經修改、補充。他常把自己的著作稱為‘稿’，如《元白詩箋證稿》及《錢柳因緣詩釋證稿》（後改為《柳如是別傳》）等，即是其例。他說，這都是未定稿，準備有新材料、新見解，便隨時修改增補。”[40]如此循序漸進，一部六萬多字的書稿於半年的時間撰寫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