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以衰廢餘年，鉤索沉隱，延曆歲時，久未能就，觀下列諸詩，可以見暮齒著書之難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緣之例，非仿花月痕之體也。[51]
一個倚門賣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鼎之際，竟比五尺男兒更看重家國、民族大義，並具有堅持獨立思考、拒絕曲學阿世的凜然正氣。正是這種將生命體驗內化於史料的“心通意會”，才使身處風雨如晦的年代裏的陳寅恪發思古之幽情，探文化之良知，求天道之轉還；才促使一位目盲病弱的老人，於暮齒之年窮竭心力，為這個被士大夫輕蔑的奇女子立傳，以彰顯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通過這樣一個易鼎時代中的特殊人物，把明末清初那段波瀾壯闊的曆史，以百科全書式的視野展現於世人。這部“痛哭古人，留贈來者”的大書，以其豐富的史料和精密的排比、考據，“忽莊忽諧，亦文亦史”（陳寅恪語）與穿插其間的陳寅恪天才的感悟融為一體，濃縮了陳氏一生的學養和誌趣，無疑是百年中國一位大學者奉獻給人類的創世紀之作。
正當陳氏於錢、柳內心世界跋涉追索，借此抒發心誌之時，吳宓到訪並有了陳寅恪《辛醜七月雨僧老友自重慶來廣州承詢近況賦此答之》贈詩。吳宓不愧是陳氏的知己，對於這首詩的寓意，自是心領神會。詩中的“五羊重見”，自是指廣州中山大學康樂園陳、吳重逢。第二句似謂陳寅恪雖身在嶺南，而心靈的寄托實在別處。頷聯的第一句，自是指一次次政治運動，使得陳氏教學徒遭白眼、嘲諷與批判，甚至性命堪憂。而“著書唯剩頌紅妝”，是此詩情感思想最為關鍵所在，可視為該詩的詩眼。就淺顯的寓意而言，盡管此時陳寅恪教書和撰著都不合時宜，但堅守民族文化巋然不動，繼絕扶衰，為這一文化命脈的延續苦心孤詣，尋覓精研，以澤被儒林，傳香火於後契。此舉正應了明末清初一代大儒顧炎武“人間尚有遺民在，大節難隨九鼎淪”之精神風骨與文化血脈湧動不息的預言。《柳如是別傳》通過一代奇女子柳如是的縮影，既是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榮曆史，更是陳寅恪人生追求與思想信念的光輝寫照。
對於陳寅恪的贈詩與談話，9月1日，吳宓在日記中做了如下記述：“堅信並力持：必須保有中華民族之獨立與自由，而後可言政治與文化。若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為計之得者。反是，則他人之奴仆耳。”又“細述其對柳如是研究之大綱，柳心愛陳子龍，即其嫁牧齋，亦終始不離其民族氣節之立場，讚助光複之活動，不僅其才之高、學之博，足以壓倒時輩也。又及卞玉京、陳圓圓等與柳之關係，侯朝宗之應試，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總之，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此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消閑、風流之行事……”[52]
因環境和時間限製，此時的吳宓隻能記述大概，對陳氏的思想情感及其詩文和寫作《柳如是別傳》更深層的用意，不可能全麵深刻理解，何況當時沒有時間詳細翻閱陳氏這部大著。其中一個明顯的隱喻，吳氏似沒有意會。就在吳、陳相會的半年前，即1961年2月，毛澤東發表了他那首一夜之間傳遍大江南北的《為女民兵題照》七絕詩：“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
麵對中華大地一片喧騰，喊殺之聲此起彼伏，刀光劍影中紅妝盡退，綠裝叢生，開創了千年未有之一大變局，雙目失明但心靈敏感的陳寅恪已經預感到了什麼。幾年之後“文革”爆發，五尺之槍的子彈不是射向美帝蘇修，而是瞄向了從各行各業、特別是文化教育界拖出來的知識分子的頭顱。那捆紮於綠色軍裝中間寬大厚重的銅頭皮帶，所抽向的目標正是陳寅恪、吳宓之類千萬教授和自由知識分子那薄薄的腦殼。麵對即將到來的“摧枯拉朽”的革命風暴，陳寅恪企圖在曆史文化進程的險絕處，以“頌紅妝”的獨特方式，提示世人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隻是山河已改，大勢已去，他所有的用心和努力，隻能落得個“衰淚已因家國盡，人亡學廢更如何”了。[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