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州鼎沸，子夜唯聞唱鬼歌的陣陣呼嘯聲中，跟隨陳寅恪多年的助手黃萱被造反派趕走，不許她再與這個“反動文人”見麵。當年受陶鑄直接關懷而委派到陳家的三名護士被撤除，陳寅恪工資停發，個人一點存款被凍結，並以中山大學“特號反動權威”之罪被批鬥，三個女兒中的老大、原在醫院工作的陳流求，被從四川發配到西昌一個幹校勞動改造；老二小彭、老三美延均被發配到廣東英德茶場幹校勞改，家中隻有陳寅恪夫婦相依為命。一個目盲臏足，一個體弱多病，兩位老人相濡以沫，艱難圖存。因工資停發、存款被封，陳氏夫婦生活無著，隻得寫“申請書”上呈學校黨委，請求恩賜。這份被保留下來的“申請書”大意有二：一是陳寅恪心髒病加重，為維持殘弱的病體，在粗食已經難進，隻能進流食的情況下，請求用自己被凍結的一點積蓄，每日購買四支牛奶喝，“以維持生命，不勝感激之至”。[71]
1969年，陳寅恪一家被造反派掃地出門，由原校園內所居二層小樓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五十號一所四麵透風、搖搖欲墜的平房居住。此時目盲臏足的陳寅恪病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隻能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躺在病榻上已說不出話，隻是眼角不斷有淚流出，望者無不淒然。身處困厄絕望的陳寅恪自知將不久於人世，麵對幾次被“革命者”亂拳打倒，心髒病日趨嚴重，幾乎癱瘓的唐筼，認為愛妻可能將先於自己命赴黃泉，悲涼無助中，夫妻相對而泣。奄奄一息的陳寅恪，憐夫人之悲苦，歎命運之不公，心懷無盡的怨憤與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後一曲挽歌《挽曉瑩》：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72]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做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而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於淒風苦雨中溘然長逝。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隨陳寅恪而去。
關於陳寅恪生命旅程中最後一段時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創傷而死去，當時住在中山大學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在回憶錄《宗岱和我》中說：“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顫顫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曆史係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裏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給嚇死了。”[73]
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見的史學大師就此遠去。
吳宓之死
目盲臏足的陳寅恪走了，遠在西南之地鄉間勞動改造並一直牽掛著陳氏夫婦的好友吳宓，也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
自那封向中山大學革命委員會詢問陳寅恪夫婦是死是活的信函發出不久，身在四川梁平仍獨身生活的吳宓，算是真正虎落平川遭犬欺，墜入了漆黑看不見盡頭的人間地獄。按造反派規定，在三頓飯前，“反動學術權威”們都要拿著碗筷站在豎立的毛主席雕像前報名“請罪”，如我叫吳二，或我叫馬六，我不是個好東西，一貫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一個混賬王八蛋等。若稍有遲緩或吐字不清就要遭一頓毒打，不但飯食免掉，涼水也不準喝一口。幾個月後，吳宓原患眼疾加重，右眼忽然全盲，左眼患嚴重白內障，即將失明。麵對如此不幸命運，吳宓發出了“實不能應付生活，不如速死”[74]的悲鳴。
1972年，已是79歲，行將就木的吳宓被允許自梁平返回重慶養病，住在原校內文化村老一舍樓三層一間9平方米的小黑屋中。自1970年起，吳的工資就被學校扣發，每月隻給30元生活費，且吃藥、療傷均包括在內，生活極其艱難。吳宓回校後，因腿斷眼瞎，生活基本不能自理，隻得托人從當地雇一老嫗曾婆婆服侍，書信由學校中文係曹慕樊老師代讀，生活的難度越發加大。無奈中，吳不得不靠借債度日。這年7月12日，吳令人代為寫信向舊友姚文青求助，信中說，“每月發薪時‘特別扣發234元’（扣發之錢另行存儲），迄今已共‘扣發’了五千數百元，固宓一生喜助人，迄未積聚一元錢”，“因宓經濟困窘……今懇求兄惠助宓10元（作為還宓前款10元，宓亦樂受）。不勝感盼之至”。[75]這個時候，負責管製的專政人員和紅衛兵殘渣餘孽，不時以“獻金贖罪”為名詐其錢財。據與吳宓一同關入“牛棚”的同校教授譚優學回憶，吳宓若特別需要用錢，可打報告由學校批準從被扣工資中支取少部分，有一次紅衛兵與吳宓談話，一次就榨去200元，或許此款就是吳專門打報告特批取得後的“捐獻”。當時西師有“格借勿論”的口號在“牛棚”中流傳，即凡是專政人員與紅衛兵向“反動分子”借錢，被借者必須“捐獻”，否則整你沒商量，罪加一等，搞你個死去活來。